张虹：主流媒体应在参与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

作者丨张虹

导读伴随国家整治从管理到整治的理念转变，媒体也走出了单纯的工具性角色，迈向了作为行动主体的建设者角色。

在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理论中，媒体被视为国家机器的特殊类型。媒体是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有机构成，它除了参与着政治进程中的民主建设、意识形态宣传、文化领导权的建立，也在经济层面丰富着产业的业态与市场的生态。可以说，作为“有机体”的媒体，一直是国家整治视域中抢占一定位置与资源的重要角色。从国家整治的角度看，早在20世纪70年代，“治理”一词作为政府公共新政管理的术语即将走入治国理政的实践舞台。发展到90年代，治理的观念注入了公共服务、柔性整治、协商调和等理念，更为多元的行动主体被列入国家整治这一整体过程。而媒体的信息传播、舆论监督、民主参与、社会协调等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整治的内在涵义。在中国的媒介体制中，主流媒体是党和国家政治经济进程中最为重要的媒体类型，在参与国家整治方面也被寄寓了更多建设性的期盼，是打造全媒体时代传媒格局与建立国家整治现代化大局的战略力量。十八届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中，治理被24次提到，治理体系的建构、系统整治的思路、治理能力的提高、结构的优化和体制的建立，都标志着中国的国家整治步入全新的阶段。而这其中，主流媒体应在参与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历史分期：从管理到整治的理念之变

主流媒体参与国家变革与社会管理仍然是中国媒体体制和社会系统中的一个重要传统。从历史分期上看，主流媒体参与国家整治的进程，随着党和国家整治理念的转变与主流媒体形态的演进而呈现出了不同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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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996年：传统主流媒体参与经济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国家工作的重心开始向经济建设转移。从1978年到1992年的这段时间，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主流媒体饰演着宣传党和国家经济改革新政、鼓励人民参与经济建设的重要角色。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人民日报》等30多家报刊转载，形成了全省范围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国家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的前20年时间，经济报导仍然是主流媒体报导的主要内容。媒体在承当舆论宣传职能的同时，也加强了经济管理的信息服务功能。通过报导宏观经济、经济体制变革、政策形势剖析为各行业举办经济活动提供指导性、服务性信息；同时在典型报导方面，重点突出了城市典型、企业经济变革典型、经济人物报导对于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舆论宣传和推动作用。另外，新闻媒体在参与经济服务的同时也塑造了自身的属性，作为上层建筑的媒体与作为信息产业的媒体，不仅提供信息报导服务，也成为一种经济力量加入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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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2012年：网络新媒体参与社会管理

步入新世纪，互联网在中国经过了初期的起步阶段后，迎来了新的发展历程。1996年到1997年，央视网、人民网、新华网先后上线，主流媒体迎来了“网络化”发展的新时期。与此同时，门户网站的出现（1997年起网易、搜狐、腾讯、百度先后组建）为中国探求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管理提供了“技术赋权”的新可能。在这个时期，网络新媒体主要以舆论监督和社会服务的方式参与到国家整治的进程中。以2003年孙志刚案为例，经由《南方都市报》报导后，在网路上引发争议、质疑和讨论的风潮，最终推动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出台。孙志刚案被视为网路新媒体推动中国民主法制进程的一次重要风波。此后，各类层出不穷的舆论监督报导，如对躲猫猫事件、周老虎风波、三鹿奶粉事件、杭州飙车案、郭美美风波等的报导，都在社会整治的各个层面上发挥了网路新媒体的整治职能，推动乳品安全、公权利监督、社会公平等各种问题的解决。2009年8月新浪微博上线，2012年陌陌推出公众号，催生了一批政务微博、政务陌陌，为主流新闻媒体参与社会整治和服务提供了新的平台，加之社交平台的互动性和基于社会网路的传播特性，一方面，主流媒体可以利用社交平台紧贴和响应公众需求，另一方面，也为主流媒体拓展传播的幅员和边界、丰富内容多元报导、提升信息公开度与透明度等方面，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空间。自此，主流媒体的“网络化”形成了以报刊广电、门户网站、“两微”为主的传播格局，共同致力于更广泛的社会监督管理与传播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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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至今：融合全媒体参与国家整治

十八大的举办非常是十八届中学全会《决定》的通过，开启了国家整治现代化变革的过程，推动“管理”迈向“治理”，将更多元的主体列入整治的进程之中。主流媒体作为其重要构成部份，在参与国家整治方面进行了两方面的探求。

第一，回应语境变化，推进媒体形态融合，为参与国家整治提供渠道。伴随联通互联网的发展，我国媒体环境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自媒体元年”“共享经济元年”“短视频元年”“人工智能元年”等新的媒介技术不断定义着微观生活、中观生产与宏观生态。在这样的语境中，按照《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的“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主流媒体不断推动融合全媒体变革发展的实践。融合变革重要的是媒体才能以融合的姿态深入国家与社会的细部，洞察公众的信息内容需求，更好地举办信息公开、舆论监督、宣传引导、建设性内容供给。第二，回应公众需求，推进媒体服务融合，为参与国家整治凝聚能量。在联通互联网时代，公众的媒介消费习惯和行为实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舆论图式从官方媒介图式不断转向了各种平台图式之中。因此，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和地方各级主流媒体通过全方位构建“端网微”，积极探求多平台营运，在抖音、快手、哔哩哔哩等拥有庞大年青群体的平台上探求新闻叙事形式、话语方法和服务形式的变革，同时借助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度，在深入了解公众需求的基础上，凝聚多方资源，精准推动现实问题的解决。在地方主流媒体层面，实现媒体服务的地域化转向，通过推动县级融媒体的建设不断推动县域整治现代化。一定程度上，媒体融合发展正在成为国家整治领域的创新性力量，媒体联接着微观受众社群与宏观的政治经济，媒体报导形式、技术抒发、传播形式的改变，不断推动着整治方法的信息化与智能化，更重要的是对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整治体系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逻辑演化：从“用”到“体”的形式之变

从历史分期来看，主流媒体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仍然饰演着重要的工具性角色。伴随国家整治从管理到整治的理念转变，媒体也走出了单纯的工具性角色，迈向了作为行动主体的建设者角色。工具性角色，强调了党和国家应用媒体进行国家整治的能动性；而行动主体的建设者角色则将整治的主动权回归到媒体，让媒体真正成为悖逆社会的行动者和守望者。这代表着主流媒体参与国家整治的形式，实现了从工具之用到实践之主体的逻辑演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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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舆论宣传到与信息公开相结合

一直以来，主流媒体在中国意识形态舆论体系中抢占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党和国家宣传思想工作中，主流媒体承当着宣传新政方针、进行舆论引导、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正当性的重要功能。主流媒体的舆论宣传功能是区别于市场化媒体的重要特点，也是新闻媒介最为突出的属性。

伴随互联网普及率和渗透率的不断提升，舆论图式正在实现融合和叠加。传统媒体时代的社会现实以“镜像”的方式在网路社会上呈现，互联网成为各类诉求、冲突、争议的集散地。这些除了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整治和应对能力，也对主流媒体从舆论宣传式的引导迈向信息公开基础上的公共讨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家整治现代化是信息社会整治的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主流媒体应在互联网为基础设施的信息社会里承当其整治职能。通过将舆论宣传与信息公开相结合，为舆论空间的整治提供通路。一方面，主流媒体固守舆论工作的前沿阵地和价值高地，通过营造良好的舆论让互联网舆论空间成为网民民生民意的“晴雨表”与线上线下社会的“黏合剂”；另一方面，主流媒体要通过全媒体的渠道和平台，坚持信息公开透明与及时有效的回应问责机制，针对互联网语境中孳生和爆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危机、风险提供前瞻性的防治和有效性的化解。尤其是在争议性议程、舆情风险中，主流媒体更应以积极的参与者身分提供负责任的信息发布，用具有责任感和建设性的报导让公众获取真实信息，引导公众举办理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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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批评监督到与服务建设相结合

以调查新闻、批评报导的方法进行舆论监督是媒体履行检测社会环境、回应社会矛盾、推进问题解决等职能的重要表现。学者们普遍觉得在中国语境下，新闻批评与舆论监督是建设性新闻的表现。在媒体技术变迁的过程中，媒体举办批评监督的方法也不断进步，其议题的广度也不断拓展到公共服务的各个层面。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养老、环保、科技等话题除了出现在报端、广电媒体，更重要的是以网路议题“反哺”主流媒体议题的方式出现。一般而言，重大的舆情议程中，主流媒体因为具备权威性和公信力，可以挺好地推动“众声喧嚷”的议程迈向对话、共识，进而推动问题的解决。

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将批评监督的媒介职能与服务建设的整治职能实现了融合。通过回应重大危机和网路热点话题，关切与公众服务密切相关的各种话题，根据社会情绪与矛盾演化的新特性，主流媒体利用其全媒体平台，寻找具有针对性、前瞻性和实效性的报导方案，进而迫使政府颁布相关解决新政，推进已有和潜存社会风险的整治进程。在我们的时代，媒体的这些信息中介角色，扮演了积极心理学意义和希望哲学意义上的“建设性”媒体，通过参与不同层面的国家整治议程，做现实矛盾的积极协调者，以高度的责任感推进公共服务的不断改进。诚如在眼下的这场疫情危机中，主流媒体的建设性服务功能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疫情中，伴随信息传播系统重要性的提高，主流媒体除了被赋于真实、透明信息公开的期盼，更重要的是能否饰演实质的介入性角色，以“新闻建设者”的身分，深入危机内部，助力风险与危机的解决。学者们普遍觉得，这种以追求人类社会“公共善”为阐扬的建设性新闻,将在消弭分歧与汇聚认同方面发挥作用，有助于推动国家整治体系与整治能力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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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政话语到与多元声音相结合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媒体被视为公共领域的存在。在中国的媒介体制中，主流媒体除了要传达行政话语，做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耳目喉舌，同时也是多元社会主体参与合作共治的渠道和平台。在国家整治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治理是多元、协同的共治形态，党和政府的责任之外，社会组织、企业、社群、个体都应在整治的环节中饰演一定的角色。而主流媒体对于这一多元共治局面的构建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伴随媒体融合的纵深发展，主流媒体建立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正在更为快捷地反映国情、社情、舆情，更加紧贴民生民意；第二，互动性的传播形式促使多元主体经由新媒体平台参与社会整治的过程更为简易、通达，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主流媒体的粗俗脸孔，将更多元的声音吸收到全媒体叙事的对话空间之内。第三，由于多元声音的吸纳与传播，主流媒体才能在参与社会整治和建设服务方面，不断改进话语抒发、丰富技术手段，以更为精准的媒体服务参与到复杂问题、危机风险的应对之中。主流媒体的权威声音发挥着缓解情绪、引导风向的作用，而多主体的多元声音则丰富着整个整治生态的细节，通过多乐句的结合，让整治的议程更具体，治理的手段更先进，治理的效率更优化。

未来趋于：从技术到生态的纵深之变

综合而言，伴随技术的进步与生态的变化，主流媒体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正在朝着实质性、建设性、多元性的方向转变，不断回应时代与公众的关切。在未来，主流媒体参与国家整治也将在技术的改革与生态的营造两个方面迈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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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赋能，推进媒体职能现代化

媒介技术的融合发展早已被提高至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随着互联网非常是联通互联网的发展，社会整治模式正在从双向管理转向单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愈发重视社会协同整治转变。主流媒体要积极地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入内容生产与传播过程中，利用新技术赋能，在多元主体之间建构对话交流、凝聚共识的渠道，积极回应复杂网路和社会内部的矛盾问题，为单向互动、双线融合、协同共治提供平台，以此实现媒体职能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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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营造，推进国家整治现代化

当前，互联网业已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基础构架和他者生态。主流媒体作为联接国情、社情、民情的中介他者，理应在良性的生态营造方面发挥更有建设性的作用。诚如学者觉得，建设性彰显在两个方面：一是迸发积极情感，二是提供解决方案。在未来，主流媒体应积极借助媒介技术赋能的成果，利用数据整治、智能参与、媒介功能聚合、平台建设等方法提高整治水平；以建设性导向提出方案、以未来导向提高预见性、以行动性导向动员多主体参与，以其导向为公众赋权，为推动国家整治现代化提供公共协商与社会整合的生长空间。此外，亦应注意在融合媒体时代参与国家整治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如内容多样化与信息瘟疫之间的矛盾，议程设置私人化与主流媒体权威性之间的博弈，以及个人数据权力与借助数据资源参与社会整治的合理边界等。这些都是未来交给治理者与研究者的命题，需要在进一步的整治实践中提高整治智慧，把握整治分寸，探索整治方略。（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文章摘自《青年记者》4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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