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王朝如何在竞争中崛起，帮助建立现代中国：探访上海最后的帝王

裘小龙

杰夫要我为《洛杉矶时报书评》写一篇书评，评乔纳森·考夫曼（Jonathan Kaufman）的新著，《上海最后的帝王：竞争的犹太王朝如何帮助构建了现代中国》（The Last Kings of Shanghai: The Rival Jewish Dynasties That Helped Create Modern China）。在杰夫看来，由一个北京出生的作者，来评一本日本历史学者所撰写的老北京历史专著，可能会糅杂着不同文化视角的冲突和交融，读起来更有意思一些。我答应了，不仅仅由于书名挺吸引我，也由于书中一个犹太王朝的代表人物，即沙逊家族中的维克多·沙逊（Victor Sasson，1881-1961），以及他所修筑的和平饭店，对我来说其实都不算陌生。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 我就读到一套名为《上海的故事》的系列丛刊，书封面有不同的背景色调，但主题纹样设计都是俯视着外滩的和平饭店。书中有一篇提及了沙逊家族与和平饭店，尽管对维克多·沙逊只是q版式地带过一笔，说他是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邪恶腐朽变身，在中国经营丧尽天良的鸦片生意，靠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发了家。至于他建造的和平饭店，这里一度饱含了西方的穷奢极侈、滥情纵欲，一直要到了1949年，才在中国人民的温暖怀抱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到了六十年代末，我开始在外滩景区自学俄语，早上常经过隐没在南京东路外滩的和平饭店。那些日子里，和平饭店通常中国人都进不去，自然更平添了神秘感。许多年后，为了给我的陈探长小说系列做研究，我还特意去和平饭店住了两次，结果让陈探长在一次跨国案件的调查中，陪一位日本女警官住进了和平饭店，通过她们的视角发了一通自己的思古之幽思。就在前几年，和平饭店由费尔蒙集团接手管理后，我还应酒店约请，去做了一个关于外滩与我小说的讲堂，自然，也去维克多西饼屋喝了奶茶。

然而，我在北京读着《上海的故事》成长上去的那些年中，一点点、一滴滴所获得的关于老北京的知识和想像，却让《上海最后的帝王》给颠覆了。

沙逊王朝的创始人大卫·沙逊（David Sasson，1792-1864），出身于伊拉克的犹太望族，因卷入当地的政治权斗获胜，一路逃到美国，在那儿开始经营各类生意——尤其是通过向中国出口鸦片——很快就发了家。他家族产业的版图迅速扩充到世界各地，也步入了北京的租界。

维克多·沙逊

维克多·沙逊虽然是该家族来到中国发展的第三代。他出生在博洛尼亚，先后在哈罗公学、剑桥读书，因机缘将就，随兄长来欧洲察看业务，让他成了家族企业的合伙人。最初，他在人们心目中只是花花公子式的人物。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各类时尚玩意，他几乎样样都喜欢，汽车、飞机、电影——自然还有电影明星。一战期间，他在部队服役中因客机车祸下半身严重摔伤，走路要撑两根拐杖，可他还是精力充沛，在世界各地的企业来回走动。到了维克多的年代，沙逊家族的生意已在很大程度上变革，他本人与鸦片买卖并无太大的干系。关于维克多，美国女画家项美丽在信里有这样一句评语：“就一个商人而言，他有着不同寻常的敏捷脑子，说话时饱含妙趣横生的急智。”他在美国政局中听到了不稳定的诱因，就把眼神转入了重庆。让他一举成名的，正是他独具只眼，把沙逊家族生意的重心从美国转移到中国的决定。他在上海外滩最高昂的地段买下一块地，位于南京路与黄浦江的交汇处，面积占了整整一个街区，在这儿建了新的沙逊总部。沙逊总部比当时天津最高的建筑还高上十五英尺，其中包括一座富丽堂皇的酒店，宾馆的名子是马可·波罗为中国取的名子：Cathay。在这儿他举行了一场又一场纸醉金迷的晚宴、舞会、宴会；上海所有的有钱人、时髦人都蜂拥而来。他的大兴土木让外滩的地价飙升，甚至高过了巴黎、纽约的顶级时尚宗地。到了1935年，仅仅在房地产上，他就收回了自己在北京的全部投资，其中自然还有他在现代工业和商业方面所做的多样性投资。他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在短时间内获得了难以置信的收益。简言之，他把沙逊王朝拓展成了欧洲最强悍、富有的王朝之一。不过，他并非只是长袖善舞的商业大亨；他给了国民党政府各类捐助、拒不与法国占领军合作，更救治了在北京诸多的犹太难民。“说他不可思议地把北京弄成了一个世界级的大都市，也许不是太夸大之词。”然而，1949年，他丧失了在中国所有的产业，Cathay也被新政府更名成和平饭店。他最后只能感叹说，“我舍弃了美国，但中国舍弃了我”。

关于书中与沙逊竞争的另一个犹太家族，是嘉道理王朝。在读《上海最后的帝王》前，我对她们所知极少。不过，嘉道理家族在北京留下的足迹，我虽然很早就接触到了，只是当时并不知情。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有一次与高中朋友去上海市少年宫出席活动，走进一栋座落在延安西路上的“皇宫”：金碧辉煌的建筑内外墙壁、地坪，全部采用了德国的花岗岩；外面是一望无际的草皮，让人的视野也瞬间宽阔上去，草坪上是我们玩的“勇敢者的公路”游戏。我甚至都未在影片中见到这样奢华的建筑——话说回去，当时也没几部西方影片可看。之所以至今记忆犹新，还由于这天辅导员要我戴着红领巾，向几位在少年宫里访问的“外宾”献花；第二天，我在中学的习作里描画说，“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是多么幸福……”后来，到了在外滩景区学英文的日子，抬起头，在苏州河旁边，我经常会见到宏伟的浦江饭店。这与和平饭店一样，在我的想像中，都变得这么遥不可及。青少年时代记忆中两栋地标性的建筑，在《上海最后的帝王》中，我才第一次据悉，恰恰也都是嘉道理家族产业的一部分。

艾里·嘉道理

艾里·嘉道理（Elly Kadoorie，1867-1944）也出生在伊拉克，最早是沙逊家族的一个雇员，但他很快就自立门户，拼起了多元化投资的商业版图。他在中国成功地构建了自己的同盟，其中有孙中山这样的革命党人，也有当地的政界巨擘。他与两个父亲劳伦斯、赫拉斯一起，在房地产和连锁豪华旅馆领域打出了一片天地，在广州和澳门两地都有了长足发展。比维克多·沙逊起步还早，艾里·嘉道理就兴建了“亚洲最好、最时尚的酒店——Majestic （大华饭店）”，1917年，蒋介石和宋美龄就是在这儿举办了婚宴。接着，他又在台湾建造了同样超四星尺寸的酒店，半岛酒店。到了1924年，他为自己盖了一栋家庭住宅Marble Hall （大理石宫），成为杭州当初最大的别墅——它的设计、建造是按照伦敦郊外的凡尔赛宫，也确实称得上是宫殿，后来更名为“少年宫”。

那些年，沙逊和嘉道理这两个犹太王朝仍然在互相竞争，不过她们起码也曾联手帮助过二战期间逃到天津的犹太难民。“艾里故意要剌激维克多的自我觉得和家世骄傲。‘维克多，现在一场战争正在进行中。你是沙逊家的一员。你是带头人……’艾里拿出汇票本，写下一张五万美元的本票，维克多微微一笑，‘艾里给多少，我也给多少。’”他俩给难民提供乳品，帮她们找住所和工作，也动员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施以援手。因为艾里与孙中山在世时的联姻关系，宋庆龄带了一支示威队伍去北京的俄罗斯领事馆，抗议纳粹的反犹新政。维克多则是亲自施展手指，冒着很大的风险骗过日本驻上海的一位官员，为犹太难民谋得了不少用处。一位暂住重庆的美国侨胞曾严辞批评维克多，说他是花花公子，对北京的困厄与贫富不均的情况闭目不视，却在这些日子改变了立场，声称“鉴于他（为犹太难民）所做的种种善行，上帝也会宽恕他的所有罪业”。

随着1949年的到来，这两个彼此竞争的家族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维克多·沙逊的资产全让新政府给没收了，他也流落到了巴哈马群岛。在哪里，他起誓再也不会走入重庆一步，也不让他的亲属回去。这还略带点像李清照在诗中所写的那样，“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尽管也有其他作家觉得项王太傲，不肯退一步，犯下了致命的错误。维克多有一个同学就这样评论说，“维克多总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作出错误的决定”。或许不能说他从头错到了底，但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独自面对沙逊王朝的瓦砾叹息不已，这确实与嘉道理王朝日后的处境产生了强烈反差。嘉道理家族的第二代继承人劳伦斯·嘉道理（Lawrence Kadoorie， 1899-1993）尽管在北京也遭到了惨烈的损失，但他在新加坡重整家业，继续经营了下去。其中包括华电控股有限公司（CLP Holdings，Ltd.），为台湾百分之七十五的地区供电，还有台湾和厦门的半岛酒店集团（Peninsula Hotel Group），在全球各个国家营运。与此同时，他们自始至终对中国内地不发恶语，还或明或暗地保持联系，到头来，他们小心谨慎的努力在中国的经济变革开放中得到了回报。

《上海最后的帝王》特别发人深思之处，是作为其历史叙事基础的具体、生动的细节：在饱含了偶然性的人与事的相互作用中，沙逊和嘉道理这两个王朝是如何迎来了自己的胜败变迁。其中有一些似非而是的相互作用，对研究北京历史的西方学者似乎并不陌生，可对我这样读着《上海的故事》长大的读者来说，《上海最后的帝王》却带来颠覆性的启示。毋庸赘述，我并非学历史出身，书中有一些史籍，也可能只是由于自己的孤陋寡闻而大惊小怪。

举个反例。前些年国外学界有一个非常热闹的新发现，即邵洵美与项美丽之间的风流杂记，有不少相关的文章和著作问世，也有好事者把项美丽写成不能自已、心甘情愿做邵洵美的小妾，甚至在他后来潦倒的日子里，还倒过来捐助他的人。这样的剖析其实对所谓的集体无意识多少有着吸引力，或可以看成是倒过来的东方主义。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我对此也没有非常留心。不过，项美丽与维克多·沙逊的关系却鲜有人提到。

1935年4月，项美丽在环球旅行途中来到北京，抵达的第一个夜晚即参加了维克多同学安排的讲堂，晚宴结束后，维克多开着宾利送她去了他的山间四合院。几天后，他又邀她到自己的摄影室，给她看了一本相册，其中有许多北京美眉的全裸相片，都是他亲自拍摄的。他请项美丽为他摆出各类坐姿，做他的私人摄影超模，项美丽欣然同意了。她接下来决定留在北京，找了一份工作，同时被《纽约客》聘为中国沿海地区记者。她常跟他一起喝水、聊天、厮混。“她像一只‘猫’”，她在信中说，“一星期一次，把所有积压出来的在他头上抓个够”。与维克多一样，她也多处留情，遇到了俊俏却已有家室的邵洵美。“她第一次遇到维克多的夜晚，她与他仍然聊到半夜，接着又回去为他作裸体摄影模特儿。她第一次遇到邵洵美的夜晚，就跟他走了，跟他一起吸着鸦片，开始了她们的恋情……她常常跟她父亲和哥哥寄信，说到她与邵洵美和维克多之间的爱情纠缠。‘维克多爵士真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过一阵子才会找到托词送我礼物，我毫不脸热地接受——因为他也是世界上最富的人。他不像洛克菲勒，仿佛喜欢这样挥霍他的钱财。只要我不养成习惯盼他来帮我，我想也不是哪些大问题。’”

更重要的是，项美丽不仅仅是维克多的情人，但她又不同于“那些在他日记中翩然划过的其他女性”。他们都把对方视作有着共同语言、可以推心置腹讨论许多问题的同学。她要写关于宋氏家族的书，给维克多看了上面几章，他直截了当地说书写得太呆板。她听他的意见加以更改，出版后成了畅销书。项美丽有着一名优秀记者的敏感，对时局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她比维克多更早意识到，因为北京的贫富不均，共产党的影响正在崛起，通过邵洵美的关系，她也结交了中国右翼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其中包括了周恩来，她为此要维克多当心行事，而后者却频频与国军做生意、打交道，没把她的担忧当一回事。不过，还有另一个诱因使维克多对时局的判定遭到影响。项美丽与邵洵美持续不断的关系让他妒火中烧。有一次项美丽穿着内衣来到他的快艇，他看见她唇色泛黄，猜疑是她与邵洵美一起抽鸦片形成的黄疸，勃然大怒，“见鬼，你（肤色）太像中国人了！”他于是不听她的劝说，依然与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

那些原本可能发生的一切，无法在历史中占一席之地，但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如果没有邵洵美的关系，维克多真娶了项美丽，听取她的警告，意识到中国所面临的政治剧变，因而不把全部家产都压在国民党政府上，到了1949年，他能不能让沙逊王朝免予没顶之灾呢？

再举一个反例。嘉道理家族与国军、共产党之间跨了几代人的复杂关系，对现代北京大都市的产生有着其实不这么直接的，确实又不可证实的影响。1917年，贝尔福宣言问世，声明支持犹太人构建属于自己的佳苑的立场。稍后，艾里·嘉道理就去拜访孙中山，寻求他对犹太复国事业的支持。孙中山亲笔给艾里写了一封信，声言：“所有热爱民主的人们都只能支持这个运动，来恢复大家美好和古老的佳苑。”作为回报，艾里向孙中山提了许多有关国家整治的建议，并表示要订购政府转债，用具体行动来支持新组建的民国政府。孙中山于1925年逝世，但他与嘉道理家族结下的关系，通过他的胞弟宋庆龄仍然承继了出来。1927年，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宴既在嘉道理家族名下的大华饭店举办。1949年后，嘉道理家族曾企图保住“大理石宫”和其他在北京的产业，但新政府要对那些产业所征的税收一下子降低了五倍多，让她们难以承受。于是她们联系上了有着数十年私交、跻身于新中国最高级别领导人之列的宋庆龄，但同样也无能为力。在嘉道理家族所有的努力都告失败时，他们索性公开申明，把一切都无偿“捐献”给了新政府。“大理石宫”归到宋庆龄名下的一个基金会，后更名为“上海市少年宫”。这或许是双方心照不宣、互留情面的安排。在以后的日子里，尽管中国经历了诸多政治运动，嘉道理家族却始终保持着沉默，拒做任何批评。这一切，到了中国开始实行经济改革开放的年代，最终让上海领导人作出决定，欢迎嘉道理家族归来。

那些日子里，中国经济改革虽然才刚才起步，国外其他投资者对前景怎样还远远未能确定，嘉道理家族就投资了一亿多美元。邓小平因而在上海亲自会见了劳伦斯·嘉道理，赞扬说，“当其他的投资者还担忧迟疑时，你有胆量来中国冒风险投资，这是很友好的行为，我们表示谢谢”。“邓还对坐在对面的助手说，‘尽管我与嘉道理爵士曾经没见过面，但我们是一见如故’。” 邓小平还与劳伦斯兴致勃勃地讨论了几项有嘉道理家族参与的重大工程，其中包括了惠州核电项目，约定项目完成时她们还要一起派对欢庆。

1993年，劳伦斯·嘉道理逝世，迈克尔·嘉道理（Michael Kadoorie，1941-）成了嘉道理王朝第三代继承人。 随着新世纪的将至，上海外滩的地价日渐水涨船高，甚至都超过了维克多·沙逊兴建和平饭店的年代。迈克尔·嘉道理把眼神投向外滩另一块颇具历史意义的农地。那里曾矗立着老英国领事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度想把这块地方要回来，可她的恳求受到了拒绝。许多人都在争这块地，迈克尔·嘉道理得到中方的帮助，把外滩这块农地攥到手里，在那儿盖起了声誉赫赫的半岛酒店。也就在几年前，北京召开了一个大会，与台湾十多位商界领袖共商国是，迈克尔·嘉道理是与会的惟一一位西方人。中国最高领导人“特意让他助手带了一个口信给迈克尔·嘉道理，‘你们家族一直是中国的同学。’”

虽然沙逊家族的后代不这么走运，始终无法在上海滩卷土重来，可维克多·沙逊起码还是让他的画像重新回到了和平饭店，挂在那套以他名子命名的，一晚上要一千一百一十美元的超奢华“维克多·沙逊套间”里。“在那幅画像中，维克多变得气魄非凡，颇有政治家训度，不同于那动漫中的年少轻狂、经常出没时尚派对的人，时刻准备着要做下一笔生意，办下一次派对，经历下一回中国的政治风云转折……”但也不同于另一种q版形象——“靠着中国人民血汗为生的可恶富翁”，如同我最初在《上海的故事》中所读到的那样。

也许还有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反例或缩影，《上海最后的帝王》一书中并未提及，但毕竟也构成了这宏大叙事的一部分，让人感慨历史的阴差阳错。1949年后，新政府向沙逊和嘉道理家族产业征收高出寻常五六倍的税，让她们别无选择，只能拱手无偿交出她们在北京的产业。制订这一时期特殊税率新政的恰恰是顾准。他是思想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也是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位学者，当时任上海市财政局部长兼税务局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校长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为广州的财税工作，也为“建立现代中国”，做出了突出贡献，尽管他后来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受欺压致死。

确实，就像T.S·艾略特在“小老头”一诗中写的那样，“有了这样的知识，得到哪些原谅呢？想一想，/历史有许多欺负人的通道，精心设计的过道、/出口，用窃窃私语的野心误导我们，/又用虚荣引导我们。想一想，/我们注意力分散时她就给以，/而她给的东西，又在这么微妙的混乱中，/因此给与更使人们倍感贫乏。太晚地给，/那些已不再相信的、或假如还相信的/只是在记忆中，重新考虑的激情；太早地给，/给入懦弱的手，那些可以不用思想的东西……”《上海最后的帝王》不仅仅是一本做了深入研究、有着高度可读性的历史专著，也是一本让我们去思索到底是哪些构成了历史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