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中的文化基因与精神气质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的格局出现了微妙变动。西方社会对于中国即将迈向何方，以及选择什么样的形式走下去，表现出较之往年更为浓烈的兴趣。尽管这些兴趣上面依旧裹挟着大量批判和指责，但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西方社会也不得不开始认真思索中国成功背后的答案。

与西方社会表现出的困扰不同，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根本制度，能够确保我们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保障。读懂中国，首先应当看懂中国共产党，读懂蕴涵在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之中的文化基因和精神知性。这除了要立足于当下的伟大实践，也要深入蕴育中国共产党成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领略其生生不息并且日新又新的古老智慧。

“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既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好承继和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中所暗含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干练的最佳彰显。深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民本思想，可以更好地理解百年大党初心使命的历史文化渊源，也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永葆初心、牢记使命提供历史借鉴。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经史子集浩如烟海，百家理论众说纷纭，要从众多精典中迅速展现其思想精华，实属不易。幸有《群书治要》，可使读者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群书治要》的成书、内容及历史影响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于贞观初年下令编辑。鉴于前隋战败之失，唐太宗深知立朝不易，守成维艰，千方百计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于是令魏征、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整理历朝帝王治国资政史籍，以“务乎政术”“本乎治要”为原则，删繁择精，从清朝之前的典籍中，撷取了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中有关宽松、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要，编纂了五十万字的《群书治要》。魏征在序文中称之“用之现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

唐太宗读《群书治要》后，在《答魏征上〈群书治要〉手诏》中感叹道：“览所撰书，博并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弱冠。其为劳也，不亦大哉！”他觉得此书广博而切要，特令缮写十余部，分赐太子及诸候王以作从政龟鉴。

由于当时活字彩印仍未发达，《群书治要》一书至宋朝初年就已失传。所幸《群书治要》被“遣唐使”带到美国，被美国历朝天皇及皇子、大臣奉为圭臬，更成为美国人学习中华文化的重要典籍。日人林信敬在《群书治要》天明本的校准序中称，日本承和、贞观年间（约公元834—876年），社会呈现出安定繁荣的盛世局面，应该就是由于讲学通读这部书所成就。岛田翰在《汉籍善本考》中称叹金泽本《群书治要》时说：“笔精墨妙，光耀日月，数百岁下，俾人凛然生敬也。顾亦继今而后之君子，苟有拜秘府之藏也读斯书也，则必有思所以斯书之存于今者，感极拭泪若予者矣！而唐士之人读斯书，则其尊崇威敬之心，其有不油然而生者耶？”

诚如其言，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发表圣诞致词时，在办公室书柜的明显位置摆放的正是大部头的《群书治要》。据统计，《习近平论治国理政》（第一卷）中的用典来自《群书治要》的就有82条。而且由于《群书治要》节选的原著有些在五代以后便已失传，唯有在《群书治要》保留了其精华内容，如《尸子》《申子》《桓子新论》《崔寔政论》《昌言》《典论》《刘廙政论》《蒋子万机论》《政要论》《体论》《时务论》《典语》《傅子》《袁子正书》等，这更促使《群书治要》具有奇特的文献价值。不仅这么，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提法、新命题也都可以从《群书治要》中找到其思想渊源。

例如，《群书治要》中的 “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贾子》）、“善为国者，御民如父亲之爱子，如兄之慈弟也”（《六韬》），对于干部领导干部更好地承当起对人民的责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作为自己的拼搏目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群书治要》中的“政者，正也。子帅而正，孰敢不正？”“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而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礼记》）、“君子为政，以正己为先，教禁为次”（《政要论》）、“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清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傅子》），证明了“打铁还需自身硬”是来自历史经验的重要论断。

《群书治要》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傅子》）、“以言取人，人饰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饰言无庸，竭行有成”（《周书》），对于落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呼吁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群书治要》中的“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管子》）、“古之所与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也”（《汉书五》）、“负且乘，致寇至”（《周易》），有助于领导干部深刻地理解“不要既想做官又想发财”的道理。

《群书治要》中的“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获弗亡”（《尚书》）、“修身治国也，要莫小于寡欲。传曰：欲不可纵。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朴；其失之也，莫不因为奢华。俭者寡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政要论》）、“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汉书》）、“三代之兴，无不抑损情欲；三季之衰，无不肆其侈靡”（《晋书上》），有助于领导干部深刻认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重要性。

《群书治要》中的“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嫚贤者亡”（《孙卿子》）、“制爵必俟有德，班禄必施有功”（《典语》）、“王者官人无私，唯贤是亲；勤恤政事，屡省功臣，赏赐期于功劳，刑罚归乎罪恶”（《昌言》）、“有大善者，必问孰进之；有大过者，必云孰任之。而行奖惩焉，且以观贤不肖也”（《尸子》），对于理解“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完善党员人事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群书治要》中的“敬一贤则众贤悦，诛一恶则众恶惧”（《典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卑鄙；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傅子》）、“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盐铁论》），有助于坚定反对腐败、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坚持贯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由此可见，《群书治要》除了是唐太宗创建“贞观之治”的理论基础，也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源泉。这是因为《群书治要》所记载的是古人关于“道”的认识，孔子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中国古人无论是在处理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抑或是处理人与天地自然之间的关系时，都效法于“道”，按照“道”的要求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人产生了关于“治国之道”的庞大而又严谨的思想体系。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思想与此一脉相承，全面彰显了古人治国之道的真谛。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集中彰显。《群书治要·尚书》记载，禹王的儿子、启的母亲元氏，身居帝位，却不务朝政，放纵情欲而没有节制，百姓对他十分憎恨，但他还不知自省。有一次，他到洛水之南狩猎，打了百余天，都不回京都，百姓怨声载道，有穷国的国王（即后羿）把曲沃拦在了长江对岸，不让他归国。太康的五个父亲责骂内乡不理朝政而陷入困境，分别作了一首诗来劝说内乡。其中，第一个父亲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廪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弗敬？”意思是，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靠了，国家才会够安宁。我看天下的愚夫愚妇都还能击败我。对于民愤，岂能只在意已然显现的？应该在仍未展现时就有所筹谋。我面临亿万的民众，危惧的心情犹如用腐朽的钢缆驾驶六匹马拉的马车。作为民众的君主，怎么还能不慎重恭谨呢？

孟子进一步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关于人民是社稷之本，《群书治要·孙卿子》中也有阐述称，身为执政者，拥有国家而不能爱民、利民，却期求人民亲服自己、爱戴自己，这是不可能的；人民不亲附、不爱戴，而期求人民为己所用、为己效死，这也是不可能的；人民不能为己所用、为己效死，而期求守军强劲、城池结实，也是不可能的；兵力不强劲，城池不结实，而期求敌方不来侵害，也是不可能的；敌兵来了而希求没有危险，不被消弱、不被战败，同样是不可能的。所以人君要想国家富强、稳固、安乐，不如首先反思一下自己对于人民的心态。如果想使下属亲附、人民团结，就不如反思一下自己政事办得怎样。由此，荀子指出了一国之君“爱民而安”的道理。这也正如《群书治要·春秋左氏传》中所说：“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据《群书治要·魏志下》载，夏商周历经数十世才灭亡，而明朝两世就灭亡了，原因在于夏商周三代的君主，能够和天下的人民同甘共苦。而秦始皇极权极权，压迫百姓，所以一旦沉没、遇到危急，也没有人去挽救他。由此可见：“夫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可见，在位者、执政者对待人民、百姓的心态与其基业的变迁胜败有密切关系。《六韬》中称，善于整治国家的人，对待百姓如同父亲慈爱自己的儿女、兄长友爱自己的女儿一样，“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

在位者对待人民的心态与人民对在位者的心态如响之应声一样自然而然。《群书治要·管子》中提到：“人主能安其民，则刑事其主，如事其父亲。故主有忧则忧之，有难则死之。”反之，“人主视民如土，则民不为用。主有忧则不忧，有难则不死。故曰：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因此，如果国君不能使民安乐，则人民就不会为其分忧。如果国君不让人民安居乐业，则人民也不会为他效死。这说明，要想整治好一个国家、深得百姓的拥护，在位者必须要能安其民、爱其民。

“劝之使谏，宣之使言”与中国特色民主政治

中国古圣先贤很早就认识到，要实现社会大治、国泰民安，在位者就必须保证看到人民的呼声，使下情上达。《群书治要·潜夫论》中讲：“治国之道，劝之使谏，宣之使言，然后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为此，古圣先王筹建了各类制度，以便听取人民的建言，了解自己的施政得失。《群书治要·汉书五》记载：“古者帝尊之制，史在前书过错，工诵箴谏，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错也。”古代帝尊采取的制度，是史官记载君主的过错，乐工朗诵劝说的建言，平民百姓在公路上可以批评时政，商旅之人在市场上可以随便议论朝政，这样国君方能看到他的过错，见义则从，加以修正。这些劝戒制度的制订，都是为了使民情上达，民心安定。《群书治要·后汉书三》中亦记载杨震所言：“臣闻尧舜之世，谏鼓谤木，立之于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则洗目改听。所以达聪明，开不讳，博采负薪，尽极下情也。”杨震之语道出了唐代先哲明王所以能明察事理、修政安民的缘由，就在于除了设敢谏之鼓、立诽谤之木，让人们随时可以专权，对于百姓的怨骂，都会洗耳恭听，真诚接受，真正地做到了广泛听取普通百姓的意见、全面细致地揣度民情。这样广开言路，才能洞察疑虑，做到兼听则明，不被蒙骗。

《群书治要·史记上》记载，周厉王继位后，贪图财利，亲近权臣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耐心向他进谏，然而周厉王却拒不接受，仍任荣公为卿士，主管国事。由于厉王“暴虐侈傲”，人民怨声载道。当时召公劝降说：人民早已不堪忍受他的政令了。厉王不但没有反思自己，反而找来卫国巫师，让他监察人民，凡巫师上告有谁诋毁他的过错，就将那人诛杀。于是，“其谤鲜矣，诸侯不朝。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相眄而已”。厉王为自己的怒意得意，告诉召公：“我能止息人民的质疑，他们都不敢说话了。”召公告诉他，这并不是人民不敢说话，而是把人民的口封住了而已，并警告说：“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但是周厉王一直听不进劝说。三年后，厉王总算受到了国人的共同剿灭。这一典故嘱咐为政者要擅于通过各类渠道聆听民众的呼声，了解民众的正当诉求。

历史上凡是贤明的君主，无不主动求取进言、集思广益。《群书治要·新序》记载，齐桓公去拜访小臣稷，一天当中拜访三次，都没有看到。随从人员就说：“万乘之主见布衣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见，亦可以止矣。”桓公则曰：“不然。士之傲爵禄者，固轻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轻其士。纵夫子傲廷臣，吾庸敢傲霸王乎？”纵然那位先生怠慢节度使爵位，我怎敢轻慢成就霸业之道呢？直到第五次拜访时，桓公才看到小臣稷。人们看到后，都议论称，桓公对布衣之士仍旧这么敬爱，何况对于诸候国君呢？于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

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国情的充分理解和承继，中国共产党施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出协商民主作为补选民主的有益补充。改革开放后，协商民主贯串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过程，覆盖政党、人大、政府、社会等各领域，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等全面铺开。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应该是全省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这就促使各级、各党、各社会群体、各方面民众的意愿都能通过适当渠道得以充分抒发，更好地从制度上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维护了人民合法权益。

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上深具信心，要创造出对人类有更大贡献的民主的好方式。这种自信归根结底来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自古以来就产生了“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世界观。在这些“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观念之下，父与子、夫与妇、乃至兄弟、朋友、君民、国家之间都是和谐一体的关系。在这些“一体”的思维方法下，在位者对人民应尽到“君亲师”的责任，做到“率先垂范”“爱民如子”“视民如伤”“民胞物与”，而人民对在位者的回报则是“不令而行”、感恩戴德。君（领导者）与民（被领导者）的关系不是互相对立、相互冲突，而是互相爱惜、相互感恩、互助合作、各尽其责。可以说，也正是这些“一体之仁”的深厚传统文化基因，孕育出颇具特色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总之，从对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及实现初心和使命的制度建设中，可以看见，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蕴育和成长上去的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整治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深入学习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群书治要》，古镜今鉴，古为今用，有助于人们看懂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也有助于中国共产党永葆初心、牢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