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届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和新闻论文作品初评结果公告公示

第二十九届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和新闻论文作品

初评结果公告公示

根据第二十九届《中国新闻奖评选办法》的要求，本次公告公示报纸副刊作品共12件，其中含2件候补副刊作品。新闻论文作品1件。本次公示日期为2019年5月16日晚上8时30分起至5月23日晚上8时30分止，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在此期间，社会各界均可通过电话、传真、信函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表意见，我们将及时受理各种意见及建议，欢迎社会各界监督、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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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

2019年5月16日

第二十九届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初评结果目录

（按得票多少排序）

特写、报告文学、杂文、文艺评论

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秘书处

2019年5月8日

《小红旗的故事》公示材料

（一）

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参评作品推荐表

（二）

文字稿

小红旗的故事

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后，德国工程师曼德惊奇地发现了一个秘密：公司办公楼里，那些门口铭牌上贴有小红旗的人，业务最OK、态度更真诚。

他想，自己勤勤恳恳、工作出色，公司也应该奖励自己一面小红旗吧。

同事悄悄告诉他，那些小红旗是中国共产党党旗，只有党员才能拥有。

几天以后，他郑重其事地向中方伙伴、也是部门党支部书记提出自己要入党……

德国朋友有这样的冲动和激情并不奇怪。一次，公司试车场即将开业，由于时间紧张，1.44平方公里的试车场区域内遍布的建筑垃圾来不及清理，而第二天中德双方高层就要在此进行落成典礼。正当德方执行经理急得不知所措的时候，当天晚上一下子来了1600多人，进行拉网式捡拾和清扫。仅仅一个晚上，整个试车场光洁如镜，像一张白白净净的脸，像一泓温温柔柔的笑。

在场的德方执行经理马蒂亚斯·吕弗兰兹事后得知：这1600多人都是共产党员！他专程给公司党委书记送来了一封感谢信：“有困难，找党委！”

2015年，在沪工作多年的德方执行经理吴博锐调回德国总部，连升两级担任董事。临别之时，他感慨万千：“企业建立党组织的作用太大了。一个政党，能把大多数人的梦想凝聚在一起，实在了不起！我唯一疑惑的是，你们内部是如何运作的。”

……

这些德国朋友赞叹的是同一家公司——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第一家轿车合资企业，上汽大众生产的汽车，从桑塔纳到帕萨特、从途观到辉昂，早已遍布中国城乡。而它，更是早就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第一品牌。然而，即使你拥有“大众”，却不见得了解“大众”。你座驾背后与“小红旗”有关的故事，精彩而曲折。

迎潮而上

程迎潮彻底无语了，先前信誓旦旦的承诺，令他陷入绝境。

那是2000年，上海大众（2015年“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更名为“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POLO轿车作为世界同步产品，正式上马。在此之前，上海大众汽车零部件的模具全靠进口，单款车型仅车身外部构件的20多个模具，费用就高达4.5亿元人民币。

这，一直是程迎潮心底的痛，也是中国汽车工业的痛。

1989年，程迎潮获同济大学工业自动化硕士学位，同年入职上海大众，成为一名工程师。

当时，仍处于与德国合资之初，厂区的空气中，时明时暗地飘荡着一股薄雾般的情绪——“不能受制于人，必须跟德国人较量，要中国人说了算。”

程迎潮明白，历经劫难的中国工业，像暴风雨过后苟延残喘的小苗，倔强求生。德方与中国合作，多少带有扶贫心态。虽然桑塔纳在德国是即将淘汰的车型，但中国消费者却将其当作高贵的象征。

合资合同明确规定，上海大众引进的桑塔纳轿车，国产化率要在第7年达到90%。然而，由于国内技术水平低，桑塔纳轿车投产两年多以后，国产化率才达到2.7%，而且国产化的是喇叭、天线和标牌等技术含量最低的零件。

唯恐被人看不起，反说成不能受制于人，这就是当时中方员工的心态。

公司党委无声地化解员工们的不良情绪，以促进双方平等互利合作共赢。

毋庸讳言，当时的德方对上海大众党委的工作并不买账。

虽然合资初期同步建立了党组织，而且中方一再说明，共产党在中国是执政党，在企业建立党组织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企业发展，但在西方社会生活中，建立和加入党派组织属于私人信仰，企业公开建立党组织不被允许，由于历史上不少负面宣传的影响，一些德方专家对中国共产党或多或少地存有不理解甚至误解。

虽然上海大众汽车的国产化水平在逐年提升，但是，生产零部件所需的模具仍然依赖进口。上海大众，仅仅相当于德国大众一个加工厂而已。

要想推进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必须打破技术垄断，而模具制作，正是发达国家紧紧封锁的核心技术之一。

于是，程迎潮主动放弃了最让人羡慕的自动化专业，转而成为一名模具维修“学徒工”。正是从那时起，他智慧的触角，悄悄地开始了对模具制作密码的叩问。

夜以继日，苦心钻研，一次次失败、一次次失眠过后，程迎潮终于成功地制作出了第一副模具。而后，便有了单款车型的全套车身外部构件模具。程迎潮渐渐地挺直了腰杆。

正是因此，POLO轿车上马的消息传来，他毛遂自荐，主动请缨承担制作车身外部构件模具的任务。

德方经理听说后，善意相劝：POLO轿车是世界同步产品，时间紧，容不得半点差错。

程迎潮信誓旦旦。

德方经理仍不放心，建议他从德国购买图纸。

程迎潮谢绝了德方经理的好意，坚持按德方提供的数据，自主设计图纸、制作模具。

模具制作过程中虽然小有磕绊，但还算顺利。看看任务接近尾声，程迎潮的脸上不由自主地挂上了旗开得胜的表情。但很快，他的表情便凝固了——最后一副汽车顶盖模具冲压出的零件后边沿有波浪纹，几经调试，毫无效果。

POLO轿车上市的时间节点日益逼近，德方经理当面质问程迎潮，当初让你买模具，你不买；让你买图纸，你还不买！你牛！但事实证明，你不牛！请你告诉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程迎潮知道，无论去德国购买汽车顶盖模具还是图纸，都有可能造成全套模具不匹配，只能推翻重来，原先花重金制作的模具就成了一堆废铁。

进退两难，程迎潮只得小声地说，可能要废掉这副模具。

废掉这副模具？当初图纸你都舍不得买，废掉一副模具和买一份图纸，哪个合算？德方经理甚至气急败坏地说，不论你现在买模具还是买图纸，我这里没有这笔钱，去找你的中方领导申请吧。

当初的激情澎湃和此时的心灰意冷，冰火两重天！

下班后，程迎潮组织模具制作中心的全体党员召开组织生活会，讨论如何解决当前难题。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讨论生产问题的会议，这是上汽大众党建工作的一个创新：结合实际，务求实效。结合讨论生产问题，统一思想、促进团结，激发党员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而且，为了使党建与生产工作有机结合，上汽大众党委大胆创新，采取党务与行政“一肩挑”的形式配置干部。因此，程迎潮既是模具制作中心的高级经理，同时又是党支部书记。

组织生活会上，大家踊跃发言。

众多智慧的火花把程迎潮的思路照亮了，三套方案逐渐成形——首先立足已经做好的模具，裁剪原料钢板形成波浪纹的多余面料。如果无效，再选择第二方案，废掉顶盖模具，重新制作。或者选择第三方案，向德国求助。

模具制作中心的钳工工段长汪荣达带领团队承担起了第一方案的实施任务。他是一名忠心耿耿的老党员，更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法师”。

时间紧迫，第一方案只有一周的实验时间。如果无效，立即执行第二方案或第三方案。再有拖延，上海大众的POLO轿车将在世界同步上市的名单中被剔除。

钢板裁剪实验开始了。

对于模具制作中心的全体员工来说，时间从来没有如此凝滞而漫长，也从来没有如此一闪而过，空空如也。

第一天过去了，一次次裁剪，一次次试冲，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到了第四天、第五天，仍然没有结果。

那是种让人几近崩溃的煎熬。看看事情没有任何进展，又恨不得让时间慢一点，再慢一点。可是，抬起蒙眬的睡眼看看钟表，已是凌晨。

公司党委书记来了，站在旁边静静地看着，不出声，恐怕打扰了程迎潮的思考和汪荣达的操作。

党委书记悄悄地离开了，留下两份热腾腾的夜宵。

第六天，程迎潮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笨重的冲压机床“咣当”一声巨响，经过调试裁剪的又一块顶盖冲压成型。

就在这时候，汪荣达惊喜地大喊一声：“波浪浅了！”

多日来的精神压力，让程迎潮几近虚脱，似乎连走路的力气也没有了，大家都为他担心呢。此刻，他却猛然跳起来，一步蹿到操作台前。

果然，波浪浅了。

程迎潮握着汪荣达的手，汪荣达握着程迎潮的手，两个人都说不出话，脸上的表情看不出是哭还是笑，只是把对方的手使劲地摇啊摇。

然而，喜悦是何其短暂啊。波浪纹变浅之后，一直到第二天深夜，再也没有丝毫进展。

已经是最后期限了。如果继续试验，再不成功，连补救也来不及了。

程迎潮纠结了。

公司党委书记来了，结结实实地握着程迎潮的手，安慰说，干什么事情有成功就会有失败，更何况制作模具这种尖端技术呢？放宽心干吧，成功了，功劳归大家；失败了，过错由公司党委承担！

无疑，这又是一次最生动、最感人的组织生活会。朴实无华、直抵心窝的几句话，把大家的心紧紧地凝聚成了一个拳头！

又是一周漫长且黑暗的试验，有细微闪烁的惊喜，更有巨大无望的失落。再经过一周的反复摸索，终于，程迎潮们成功了，彻底抚平了令人苦恼的波浪纹。

……

POLO轿车的车顶盖就是这样生产出来的。十多年后的今天，程迎潮主持的模具制造中心已经具备完全独立、成熟且成套的技术，其综合水平已超越德国总部。

因为，德国大众本部，经常向他们求购图纸和模具呢。

“哪吒”不是神话

加入WTO以后，国际化的经济大潮漫越了所有的壁垒，汹涌而来，中国迎来了最重要的发展机遇，却也是最残酷的竞争。中国仍处于技术引进、零件国产化初级阶段的汽车工业，首当其冲。

上海大众亟需一款自主研发、展现自我实力的主打车型。这，不仅关系企业的持续发展，也维系着中国汽车工业的前途命运！

2004年，上海大众新车型开发工程紧急启动，汽车造型设计是第一步。这份重担，责无旁贷地压在了造型部门技术总监蔡谦的肩上。

文化传统的差异，决定着审美观念的不同。国外成熟成功的造型设计，未必能点燃东方古国的热情。

拿来主义？失灵了，必须自主设计！

公司中方总经理亲自挂帅，鼓励支持造型团队放手一搏。蔡谦带领造型设计部门的党员们成立攻坚项目组，大家日夜思考、反复讨论、艰难地结网。终于，众多消费者的审美诉求在设计图纸上被描绘成形——中国神话故事里哪吒的形象跃然纸上。

哪吒？汽车？风马牛不相及！

然而，蔡谦和他的设计团队用心血、用智慧，将其融熔，铸为一体。

丹凤眼、风火轮、乾坤圈、混天绫等哪吒的标配，巧妙地体现在汽车的造型中，不造作、不生硬、不突兀、不张扬，中规中矩又大方美观，个性内敛又风采自现，恰似劫后重生的哪吒，让人一见便心生爱怜。

2006年，这款被命名为“哪吒”的概念车，在北京车展上闪亮登场。

融德国品质和中国神韵于一体的“哪吒”，果然赢得了观众们的惊叫和欢呼。

蔡谦信心满满，带领党员项目组乘势而上，以“哪吒”概念车为原型推出了一款全新中国本土化设计车型“朗逸”。

但是，项目报德国大众总部验收时，由于中德双方文化差异及对车辆特性的关注点不同，德方对“朗逸”的设计理念提出诸多质疑，甚至意欲毙掉这个项目。德方还重新设计了一个方案，准备取代“朗逸”，然而其设计理念，并不符合中国的市场预期。

如果新车型不能一炮走红，公司前途难料！在上海大众中方代表赴德参加项目评审会的前夜，造型设计部门召开了一次专题党组织生活会，公司党政领导都来到了会场。会上，蔡谦代表造型设计部门，立下了军令状，决心以我们自行开发的设计方案，与德方一较高下。

在德国狼堡的项目评审会上，中德双方唇枪舌剑，最终，“朗逸”获胜。

2008年，上海大众第一辆全新自主研发的“朗逸”轿车横空出世，开启了继桑塔纳之后的“神车”之旅。

此后的故事，相信上海大众的粉丝们耳熟能详。

朗逸轿车甫一上市，便受到消费者的狂热追捧，销量从1万辆到3万辆、5万辆，一路走高，更新换代……上市仅三年，“朗逸”家族销量突破50万辆，第五年100万辆，第六年更是高达160万辆。一次又一次地刷新国内A级车市场的销量纪录。2018年，“朗逸”家族将迎来累计销售500万辆的里程碑。

哪吒是神话，“哪吒”概念车不是神话！

攻坚榜

德国专家和上汽大众的“老法师”们都懵了：发动机缸体生产线上的一台机床加工尺寸飘移，时好时坏。

这件怪事，发生在2014年。

因为没有持续的故障特征，谁都无从下手，而且还防不胜防，导致发动机缸体废品率居高不下，损失甚巨。

设备维修部门高级经理兼党支部书记徐小平将此问题作为攻坚项目，像往常一样，张榜公布，号召党员揭榜。

徐小平是全国劳模，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在上海市家喻户晓。

为了充分发挥人才引领作用，上汽大众党委专门为徐小平成立了“劳模创新工作室”。

这是一个培养技术人才的平台，更是一个党建平台，目标就是“把专家发展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专家”。

一个政党要永葆青春，必须不断补充高质量的新鲜血液。

在榜样的感召下，众多高级人才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公司务实高效的党建工作也吸引了更多人才的关注。两者互为因果，互促共进。

徐小平的“劳模创新工作室”，正是上汽大众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上结出的一枚硕果。香气氤氲的果实中，每一个细胞都充满活力与热情，共同孕育着希望的种子——“X+1”人才培养模式。“X”是指所有人的综合素质，“1”是指与众不同的专业特长。

基于这个平台，徐小平先后组建了机器人、电主轴、传感器等15个专业化团队。平台鼓励支持每名队员主攻一个专业，意欲将其培养成这一专业领域的专家。

徐小平培养人才与众不同，虽然上汽大众使用的全部是自动化机床，但他仍然让队员从最传统、最原始的手工锉刀练起。

见者无不讶然。

徐小平解释说，中国技师讲究的是感觉，西方科技注重的是数据。手工操作，练的就是感觉。只有把中国智慧与西方科技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成为专家。就像中医的“望闻问切”与西医精良的医疗设备并用，才能成为精准确诊、手到病除的名医。

先有数据化，再有大局观，更有忠诚心，便是最无敌！

通过这个平台，发动机厂的高级技师由43名增加到目前的79名。

徐小平团队的75名党员，人人都是专家型人才。

张斌，便是其中之一。

张斌凭感觉，认为应该是机床水平方向发生位移，导致加工尺寸飘移。但缺乏导致位移的致因，所以不敢确定。

徐小平贴出的攻坚榜一连几天没人敢动。张斌踌躇再三，终于揭了下来。随后，他把水平检测仪固定在了故障设备上，进行动态跟踪监测。

奇怪的是，那台设备竟然装模作样地稳定起来，一连十多天没出现任何问题。

是自己的感觉错了？一夜细雨，淅淅沥沥，把张斌的心情淋得湿漉漉的。

第二天下午，车间来电话，说那台机床的加工尺寸又出现了飘移。

看过水平测量仪，张斌被惊得目瞪口呆。测量数据显示，机床竟然发生了向上位移！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实在有悖于地球引力的常理。

张斌彻底被眼前的现象给搞乱了，恨不得再把“攻坚榜”贴回去。

上海的天气真像一个顽皮的孩子，风雨过后，薄雾如纱的天空中又露出了太阳甜甜的笑脸。

而张斌愁绪如霾，难以化开。

两天以后，奇怪的事情再次发生，这台设备竟又发生了向下位移。

几天之中，一起一伏，搞什么怪？

张斌翻遍了中外相关资料，一无所获。

是感觉，这种经过长期磨炼、日积月累才渐渐悟得的中国智慧，最终帮了张斌的大忙。他竟然凭着感觉，把机床位移与车间地面沉降、天气晴雨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因素，进行了跨时空的联系与打通。

下雨时，机床下的地基土壤含水量增加，体积膨胀，导致机床发生向上位移；天气晴朗时，土壤含水量下降，体积收缩，导致设备发生向下位移。

一再验证，果真如此！

病因找到了，这台调皮的机床，终于变得规矩起来。

说不定，您爱车的发动机缸体，就是这台机床加工出来的哦！

2016年，上汽大众销量第一个突破200万辆，纳税158亿元。2017年，实现销售2063077辆，产量第一，销量第一，利润第一，继续坐实中国乘用车行业第一品牌。

谈到党建工作，上汽大众公司党委书记张志勇把其形象地比喻为脑垂体。的确，脑垂体虽然重量不到1克，却是人体内分泌腺中最复杂、最重要部分，可以无限地激发肌体活力。党组织在企业中的作用，不正是如此吗？

张志勇说，党员是什么人？是一群面对党旗举过拳头、宣过誓的人。如果连宣过誓的人也激活不了，你这个党组织就不合格！

的确，多年来，上汽大众党委主动作为，把最先进的知识分子和生产骨干吸收进来，始终保持党在最基层的先进性、战斗性，使合资企业的党员人数提升到企业员工的25%。这，在整个中国的合资企业甚至国有企业中极其少见。

张志勇说，上汽大众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有党组织，通过组织发动党员，党员带动全员，我们能够攻克一切困难，完成一切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从人人都是产品销售员到人人都是成本控制员，再到人人都是文化宣传员，2018年，进一步拓展到人人都是安全监督员，人人都是质量促进员……

在上汽大众，只有工作最积极、表现最优秀、最能吃苦、最负责任的员工才能加入党组织，才有资格在门口铭牌上贴上一面小红旗。

……

本文开头提到的德国人曼德为自己争取过小红旗，只是因为非党身份被婉拒，但他并未放弃。

几天以后，他郑重其事地向中方伙伴，也是部门党支部书记提出自己要入党。这已经不是第一位德国员工申请入党了，在此之前，还有两名德国员工向中方党组织表达了入党的意愿……

据新《党章》规定，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前提之一是“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

尽管这几位来自德国的申请者没有中国国籍，然而，他们以这个举动说明，他们对自己工作所在的这座城市，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已经有了全新的认知和情感。

《红都脱贫记》公示材料

（一）

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参评作品推荐表

（二）

文字稿

红都脱贫记

本报记者 张天清 李滇敏 张晶

7月29日，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的第三方严格评估，瑞金市以群众满意度99.38%、综合贫困发生率0.91%的优异成绩脱贫摘帽，退出贫困县序列。

——引子

8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在这片土地上践行着为人民谋幸福的理想；80多年后的今天，一场轰轰烈烈的脱贫攻坚战正是对他们初心的传承和回应

瑞金市叶坪乡沙洲坝村。初秋的阳光炙烤着大地，可是前来参观的人依然络绎不绝——自从媒体报道了瑞金脱贫的消息，各地纷纷前来学习取经。每次，瑞金的同志都会带客人先到这里看看。

红井水依然清澈甘甜。当年为了解决群众的饮水问题，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带领大家挖了这口井；离红井不远，是当年的列宁小学，空气中似乎还萦绕着80多年前的朗朗书声。静默于古樟下的元太屋，曾是毛主席办公与居住的场所，同时也是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驻地。东面的一间小屋里，一床、一桌、一椅、一箱，当年，毛主席就是在这间小屋里写下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84年前的表达与今天竟然如此相像，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从未改变！

在各部委旧址的陈列室里徜徉，苏维埃政府关心群众生活、为人民谋幸福的生动实践让人亲切而感动：3根木头架起的桥太不安全，干部扛来木头，加宽至7根；百姓生了疥疮，干部采来草药帮他们治，还教他们把衣物洗净、蒸煮、暴晒；为了帮助百姓发展生产，组建了耕田队、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为了解决群众穿衣问题，号召群众多种棉花；为解决食盐奇缺的困难，苏维埃政府一方面想尽办法从国民党统治区购盐，一方面发动群众用老墙土熬制硝盐……在1931年9月27日发布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第七号布告》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表述：“先将没有完全烧毁的房屋赶快修盖起来……没有房屋住的群众，由政府暂时安置于存留房屋中，以免一部分群众因露宿而生疾病……”这是贴心贴肺的温暖、真心实意的惦记。

苏维埃的实践仿佛是今天脱贫攻坚的教科书，而那段历史又是瑞金脱贫攻坚的催征战鼓。

作为著名的红色故都、共和国的摇篮，瑞金每一寸土地的颜色都暗合了历史的“红”，而它的红壤上，也生长着令人揪心的“穷”。

叶坪乡黄沙村华屋是一个著名的红军村。苏区时期，华屋家家都有人参加革命。在红军战略转移前夕，17位红军队伍上的华屋后生回到家乡，按照客家人的习俗在祠堂后山的蛤蟆岭上种下了17棵松树。17位好后生一去不回。80多年过去了，他们种下的松树却长得高大挺拔、郁郁苍苍，那是他们对革命不屈的信念，也是他们对故乡难舍的深情。

2012年4月，国务院42个部委组成的联合调研组深入赣南苏区实地调研。走进这个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村庄时，眼前的情景让他们震惊：泥泞狭窄的道路、老旧破落的土坯房，整个村庄看不到像样的家用电器，村民用的是土灶台，喝的是泥塘水，没有一家有厕所。一些村民甚至过着“柴当枕、盖蓑衣、露天浴”的日子。

80多岁的华从祈是红军后代，蛤蟆岭上17棵松树的主人中就有他的父亲和伯父。调研组来到他家，两间半土坯房，屋外下雨屋内漏，破床顶上还盖着塑料布。老人说，自从孩子们结婚成家后，30多年了，家里从来没有吃过一顿团圆饭——房子太小，住不下……调研组组长、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杜鹰哽咽了：“我们欠了老区人民的债！”两个月后，《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

泽覃乡希平村是瑞金第一任县委书记邓希平的家乡。1926年，邓希平与刘忠恩、谢仁鹤一道在这里创办了醒群小学，后来，又在这里组织农会、发展党组织，并成功领导了安治暴动，打响了瑞金武装反抗反动统治的第一枪。

然而，它的红让人有多崇敬，它的穷就让人有多辛酸。2016年清明，市委书记许锐来到希平村给邓希平烈士扫墓。村庄里的情景让他心情沉重：村民都住在破旧的土坯房里，村里污水横流，田里长满了杂草。邓希平烈士的过继子邓思明80多岁了，患有高血压、冠心病，老伴又罹患癌症。老两口守着一个四壁漏风、屋顶漏雨的家，满脸愁苦……那天，许锐在邓希平烈士的墓前肃立了很久，他脑子里反复回放着这样的画面：醒群小学的课堂上，年轻的邓希平在教学生们唱《国际歌》。有孩子问：“先生，什么是‘英特纳雄耐尔’？”邓希平说：“‘英特纳雄耐尔’就是让老百姓都过上幸福的生活！”为了“让老百姓都过上幸福的生活”，烈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可是，80多年后的今天，烈士的家乡、烈士的亲人还生活在贫穷当中。回到办公室，许锐请人制作了一块铭牌放在办公桌上，朝外的一面写着“请先谈脱贫攻坚工作”，冲自己的一面写着“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以此时刻提醒自己也提醒全市干部：脱贫攻坚，瑞金等不起！

“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苏区干部好作风正是瑞金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法宝

在瑞金干部的口中，“压实”是一个高频词，“压实责任”“压实作风”……“压”的动力，一方面来源于一级一级的压力传导：考核、评比、流动现场会等等，“逼”着大家铆足了劲来干，谁也不敢懈怠；另一方面更来源于深藏于心的那份使命感——他们都是红都瑞金的干部！谁也不甘懈怠。

拔英乡是烈士曾拔英的家乡，位于瑞金市东南，山大沟深，交通极其不便。以前到拔英，汽车后备箱里一定要备锄头和高筒套靴——路太破，不时要停下来修修。从乡里再往村里去，就只能靠双脚了。因为交通的制约，拔英的基础设施建设、村庄面貌、公共服务等“欠账”太多。2015年以前，这里的贫困发生率高达19.3%。

这样的贫该怎么脱？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乡党委书记刘小林。2017年4月17日，市里每月一次的脱贫攻坚流动现场会上，拔英乡的大富村排名垫底。按规定，作为党委书记，刘小林要作“表态发言”。那个晚上，他一夜没睡。历史原因、自然原因都不能成为贫穷的借口，条件差更要干！第二天的“表态发言”，他放出“豪言”：脱贫路上，拔英决不掉队，我们要拼一把！

从那以后，他带着全乡干部开启了“拼”的模式。下村组调研，到农户家走访。了解村情、了解组情、了解每一户老百姓的具体情况和诉求。一组一组、一户一户地访过来，脱贫的思路就出来了：不照搬照抄，不搞“高大上”，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因组施策、因户施策。

当年那群着草鞋、打灯笼的干部，也是这样一户户走，一家家访的。哪家缺盐缺米，哪家劳力困难，哪家媳妇要生小孩，需要红糖新衣，他们心中都有数，而且总是想尽办法帮助解决。就是凭着这样的工作作风，张英桂、谢益清等烈士在这片土地上意气风发地开展工作：组织生产、筹款备粮、运输护送，还发动了47名青壮年参加红军。

“日进万户访民情，夜晚开会到天明。”这是今天瑞金扶贫干部的写照。每个决策、每个方案出台前，他们都要上门入户，反复与村民沟通，征求意见，然后根据群众的意见不断修改，直到意见统一。他们说，从苏区干部那里学来的工作方法太灵了，关心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做群众满意的事，就能得到群众的支持。

邱坑村是拔英最边远、最贫困的村，村民大部分过着候鸟式的生活——生产在山上，生活在山外。在村庄里常住的人少，村子就越来越破败。

拔英乡的人大主席王瑞生在邱坑驻村快两年了。刚进村时，他说什么村民都不理、不信。他就在村里住下来，每天去村民家聊天，跟他们一块儿干活。68岁的刘世发老人耳朵听不见，生活非常不方便，王瑞生每天都上门照顾，老人缺了什么，他记下来，回乡里时给他捎回来。有一天，老人把自己领低保金的存折塞到他手里，比划着说：放在你那里保管，我放心。刘立召老人身体不好，儿子刘诚发牵挂父亲，在外面打工总是不安心，三天两头往家里跑。王瑞生打电话给小刘说，你安心工作，老人有我呢。小刘将信将疑，往家里打电话，父亲声音很爽朗：比你照顾得贴心多了！现在小刘不再经常往家跑了，他说，没想到，干部像儿子一样亲。现在，王瑞生在村里可谓“一呼百应”。村民们说：他就是我们的亲人呀，不信他还能信谁？

融洽了干群关系，锻炼了干部，瑞金市委组织部部长潘少平说，脱贫攻坚有这样的收获是他没有想到的。

2018年8月16日，希平村党支部换届选举，肖季炀全票当选村党支部书记。肖季炀是泽覃乡人大副主席，2016年7月县乡班子换届，由叶坪乡调到了泽覃乡。上任第一天，就接到了驻希平村的任务。在这700多天里，他眼看着一个凌乱破败的村庄变得整齐干净，眼看着撂荒的田地里种上了大棚蔬菜，种上了猕猴桃、鹰嘴桃，眼看着乡亲们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而这一切的变化，他不仅是见证者，更是深度参与者：调查谈心、收集意见、说服解释，找项目、找资金、搞建设，送米送油、送医送药、嘘寒问暖……这个过程中，他自然地变成了村民的子侄、兄弟、叔伯，而乡亲们也把他当成了亲人。他体会到了一个基层干部的价值和荣光。

苏区群众的血性、忠诚、无畏、坚忍、深明大义……总是让人心生崇敬。这种精神已经深入血脉，成为基因

文献中、影视里、舞台上，苏区群众总是给我们别样的感动：她们把自己的儿子、丈夫送进红军队伍，他们把自己仅有的粮食送给红军，他们为了掩护红军的孩子，眼看着自己的骨肉被敌人枪杀……党史专家告诉我们，苏区时期，瑞金百姓自愿认购战争国债77.3万元，支援粮食25万担，捐献银器22万多两。为了把头饰上的银子捐给红军，妇女们纷纷剪掉长头发……

今天我们在红都寻访，这种感动仍在延续。

我们来到黄柏乡龙湖村的时候，邓大庆正在他的脐橙园里干活，陪同的干部调侃他起得比太阳早睡得比月亮晚。他一边放下手上的工具，一边指着已是硕果累累的脐橙园说：“没办法，果子在催我哩！”

老邓是个有志气也有想法的农民，前些年他先种榨汁脐橙，后来又改种青梅，本想着闯出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可是没想到亏了20多万元。祸不单行，从2006年起，他的双侧股骨头先后坏死，2011年，眼睛又受伤，那时孩子还在读大学。接二连三的灾难，不仅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还欠下了17万元的债务。

尽管自己从来不说，可是他的困难村里的干部和乡亲还是了解到了。县农技站专家多次上门，给他分析失败的原因，建议他改种脐橙，他接受了。可是村里把他评为贫困户，他发火了：我爷爷是苏区干部，我父亲是共产党员、土改时期的干部，我自己也是一名老党员，怎么能当贫困户，拿国家救济？这不是给共产党丢脸吗！他坚决要把这个“贫困户”退回去。干部耐心地劝他：大家评你为贫困户是实事求是的。不想给共产党丢脸就好好干，争取早日脱贫！

冲着“不想给共产党丢脸就好好干”这句话，他豁出去了，没日没夜地在果园里忙。邻居说：“经常我们都上床睡觉了，他才从果园回来。”土地是最深情也最诚实的。2012年，邓大庆种下了800多株脐橙，2014年第一批挂果就卖了3万多元，2015年又卖了6万多元，邓大庆脱贫了。之后他一鼓作气，分别在2016年、2017年扩种了600多株脐橙，收入连年翻番。

他领着我们去看他的脐橙：“前年这个时候，总理也是站在这里看我的脐橙，他竖着大拇指给我点赞呢。”“贫穷不可怕，我们完全可以打败它！没有路就去闯！”阳光下，老邓“金句”不断，笑容灿烂。

拔英乡大富村珠长洞小组的后山上翠竹幽深，那里面藏着一个有趣的竹林鸡舍。鸡舍并不稀奇，稀奇的是鸡，白天满山跑着觅食，吃饱了随便找个草窠，闲闲地下个蛋，晚上飞上竹梢树巅，睡个“高大上”的觉……在这片竹林里，诗意地栖居着近6万羽鸡，它们的“家长”叫邱新发。

邱新发是个能人，早年在外务工，2008年回到家乡。这些年，他带领村民修通了长达4公里的连接村道和竹山的林区公路，还种了数千亩杉、松和毛竹。

2010年，邱新发萌发了林下养鸡的想法。学习、摸索了一年，他就掌握了养殖、防疫等关键技术。2011年，他建起了8栋鸡舍，开始了规模养殖。他发现，这项产业投入不高、见效很快、市场广阔，而且不会破坏环境，非常适合拔英。于是，他来到贫困户家中，给他们讲林下养鸡的好处，还给他们一笔一笔算投入产出账，并承诺提供技术帮扶和销售帮助。贫困户邱寿发一听就动心了，可他没有场地。邱新发立刻把自己家的林地免费提供给他，还帮助他规划设计鸡场。现在，邱寿发养了蛋鸡300余羽，每天捡的蛋在微信上卖，供不应求；石公坑小组贫困户谢芳燃也想养蛋鸡，邱新发帮他选好场地、选好种苗，还把育苗的事包揽下来。现在，谢芳燃养了600多羽蛋鸡，月收入3000余元。

2017年，邱新发成立了瑞金市拔英乡林珍种养专业合作社，吸纳农户15户，其中贫困户5户。

采访中我们注意到邱新发胸前别着一枚党徽，问：“你有佩戴党徽的习惯？”他低下头，神情严肃地抚了抚：“每天出门前，我都会把它别在胸前。”他说：“以前并没有觉得党员的身份有什么不一样的意义。这些年，看着身边的党员干部为了老百姓脱贫的事，那么拼命，作为一名新党员，我真是感动了。世上还有谁会把别人过日子的事情看得比自家的日子更重要呢？也只有中国共产党吧！”

脱贫有目标，幸福却没有终点。如今红都人又有了新时代的新梦想

在拔英的山里穿行，车行平稳，让我们得以专注于车窗外的美景。与别处不同，这里的美景让我们有更多的遐想：那一处鹭鸟翩飞的竹林里藏着什么呢？鸡？蜜蜂？那云雾下面，可是种着珍贵的药材？拔英的脱贫产业都围绕着一座山做文章，于是，这山的美在我们心里又有了不一样的成色。

邱坑到了，并没有觉得远，也完全没有行路难的感觉。一番治水、改电、修路、架网……之后，这个远近闻名的穷村真的变了。

土坯房该拆的都拆了，能修的都修了——外墙刷成赭色，内墙刷成白色，屋顶盖上灰蓝的琉璃瓦，院子外面筑道篱笆，在院子一角建一个水冲式厕所，大山怀抱里的这些农家小院美得低调内敛却隽永。通组公路、林区公路、入户道路修通了，毛竹、山货欢畅地往山外跑，滚滚的财源涌进来。前不久，契头小组的刘思明一口气卖了18车毛竹，赚回4万多元！移动、电信的通信基站一建，手机信号立刻满格，山里的宝贝又搭上了电商的快车。

路通了、网通了，陈运娇“半岭有家”的梦想也实现了。

陈运娇是邱坑村半岭组的媳妇。20多年前，她嫁到半岭，新郎是全村第一个大学生。之后，她跟随丈夫定居东莞。前些年，公公去世了，半岭那座土坯房因为没人照看，几乎要塌了。每次聊到这些，丈夫就怅叹“半岭无家”。陈运娇理解丈夫，她回到半岭，要给丈夫建一个家。可是那时候邱坑村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一条坑坑洼洼的泥巴路，连摩托车都进不了村，从村里去趟瑞金市，早上6点出门，下午3点才能到……

幸运的是，她赶上了脱贫攻坚。仿佛一夜之间，村里大变样。她把原先的老房子整修加固又重新粉刷了一遍，一栋朴素清爽的客家土楼又端端正正地站立在半岭上，门前还有一个小院，邮乐购的小货车正好可以自由地进出。陈运娇当上了邮乐购的“店主”，帮乡亲们卖笋干、卖香菇、卖蜂蜜……去年，每月销售额超过了5000元。这个能干的半岭媳妇不仅在故乡还给了夫君一个家，还有了一份自己的事业。借由这个平台，她广泛联系村里的贫困户，帮他们销售山货。今年，光是帮村民刘厚华家就卖了100多公斤冬笋……

到华屋必定要上蛤蟆岭去看看那17棵松树——如今，大家都称它们为“信念树”。蛤蟆岭已经建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新修的游步道一直通向山顶，每一棵“信念树”旁都竖起了碑，上面记载着每位烈士的生平。导游告诉我们，两年前，瑞金市新的四套班子组建后第一天，就集体来到这里。我们能想像当时他们站在“信念树”下的情景，甚至能揣摩到他们内心的活动，在那场庄严的仪式中，他们一定获得了一种精神力量。

从蛤蟆岭俯瞰华屋，正是17位烈士守望故乡的角度。东面是66套新建的两层半的小洋楼，里面住着他们已经脱贫、开始新生活的亲人；西面，他们当年住过的土坯房以博物馆的形式保留下来。华屋人说，要让来来往往的游客和华屋的后代都知道，是共产党把华屋人从土坯房带进了小洋楼；村庄外围是连片的大棚，里面种着各种蔬菜，还有红心火龙果、葡萄等等；村子的中央是红军祠，祠堂内部是村史馆的布局，里面记录着华屋的80年。华从祈老人的第一张全家福也挂在这里。那是去年春节照的，一大家子20多口站在新居前，每个人脸上的笑容都是发自内心的。

从红军祠出来，夜幕已经降临，健身广场上，村里的男男女女已经陶醉在欢快的舞蹈中。

华从祈的儿子华水林家的小洋楼前停着一辆绿色的小面包车，这是邮乐购的运货车。夫妻俩正忙着把白天采摘下来的蔬菜往车上装。华水林曾是贫困户，在乡干部的帮助下，他和妻子种了10多亩大棚蔬菜。“1亩蔬菜可以赚1万多元，一年有10多万元的收入，很好了。”华水林一边忙着，一边给我们算账。村干部打趣他：“10万不止，打了点‘埋伏’吧？”夫妻俩憨憨地笑了。

是的，很好了，这一切都很好了！

然而，脱贫有目标，幸福却没有终点。

9月30日是纪念烈士的日子。那天，瑞金人会前往叶坪红军广场纪念先烈。今年，他们的心情一定不同于往年，他们可以欣慰地向烈士捧出一张成绩单，还要汇报他们新的梦想：加快发展红色旅游，把家乡打造成为全国红色旅游一线城市。他们深信，红都土地上的红色，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将成为最生动的人文景观。

《为了爱，所以坚持》公示材料

（一）

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参评作品推荐表

（二）

文字稿

为了爱，所以坚持

葛敏在朋友圈说，她的北京之行很快结束，将返回老家南通。我留言：走之前请你吃饭。我知道，吃饭对于她无异于一场战争，每次吞咽都要靠求生的意志支撑。可是，我依然希望以此来表达对她的敬意。在我心中，她已经是一个人生传奇。

知道葛敏始于朋友介绍。三十六岁的她曾被幸运女神格外眷顾：小学四年级考上上海市舞蹈学校，毕业后成了上海市歌舞团主要演员，而后又到上海戏剧学院舞蹈系读大专。2003年考入北京舞蹈学院，完成了本硕连读，开始从事专业舞蹈教学。我看过她的教学和演出视频，芭蕾舞、民族舞、现代舞，她在聚光灯下矫若游龙，鸾回凤翥，举手投足间疑为天人——这哪里是跳舞，分明是一团生命的精灵在舞台上燃烧、绽放。

葛敏永远也忘不了那天。两年多前的一个冬日，雾霾弥漫，如雾如烟。

北医三院的专家认真为她检查身体，又仔细翻看了此前各个医院的病历，抬头望着葛敏，目光中竟闪过一缕令人揪心的同情：姑娘，如果我的判断没错，你得的是MND。葛敏对这个名字颇为陌生，她掏出手机迅速搜索：MND，又称渐冻症。患者先是脚，后是手臂、手指，最后全身肌肉都像被冰雪冻住一样，丧失行动能力，最终吞咽和呼吸功能丧失。目前病因不明，尚无有效的治疗手段，患者大多在发病三到五年死于呼吸衰竭。

怎么可能？我只是语音不清，吃鱼容易卡刺，医生怎么可以开这样的玩笑？她不想承认，更不敢面对。可是，语言功能的完全丧失和双臂渐渐麻木印证了专家的诊断。她绝望了。她想到了死。衣袂飘飘的轻盈舞者与全身僵硬的绝症病人，这中间的落差实在太大，葛敏柔弱的内心根本无法承受。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她终日以泪洗面、痛不欲生，觉得人生已被死神之翼完全覆盖，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

怨妇！自私鬼！可怜虫！葛敏没有想到，最终引领她走出黑暗的不仅是亲人、朋友的爱与劝慰，更是远在大洋彼岸一位朋友毫不留情的各种责骂。

——你难道不是怨妇吗？一天到晚哭天抹泪、自哀自怨，你以为世界上只有你最惨？告诉你，忧伤无人认领，如果泪水可以摆脱厄运，世界上就不会有一条干枯的河流了。

——你难道不是自私鬼吗？死很容易。你摆脱了、轻松了，可是你想到过满头白发的双亲吗？想到过天真无邪的儿子吗？想到过那么多爱你、关心你的同事、朋友和学生吗？

——如果你不想被家人嫌弃，不愿被朋友轻蔑，只能在生活中突围。你可以不够坚强，但是不能怯懦；你可以不够勇敢，但是不能退缩；你可以被生活打败，但是不应该被生活缴械！

葛敏在微信中告诉我，真的很感谢这位朋友，整整八个月，每天关注着葛敏情绪上的每一点细微变化，秒回她的各种抱怨和胡思乱想。她还给葛敏在网上订购了一本书：保罗的《当呼吸化为空气》。在人生道路上十分成功的保罗，忽然被诊断出患有第四期肺癌。作为医生和作家，他在这本书中直面死亡过程，告诉我们如何生存。葛敏觉得自己和保罗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样三十多岁年纪，同样在事业的高峰突然被命运抛入人生谷底，但是保罗对生活意义的坚守却令葛敏自惭形秽。她告诉我，怕年老的父母承受不住压力，确诊后半年她一直封锁消息，如果不是朋友日夜守护，为她点燃了一盏心灯，也许自己早在另一个世界了。

安置好悲伤，葛敏重新出发。

患病后最撕心裂肺的不仅是病痛，更是和儿子渐行渐远。四岁的儿子和小朋友玩累了，向妈妈撒娇求抱。因为手臂力量不足，葛敏放下孩子的瞬间竟把他的脑袋重重摔在运动器械上。渐渐的，葛敏吃饭都要人喂，生活已经不能自理。她感觉要远离儿子的世界了，所有的努力都无法摆脱被红牌判罚出场的宿命。

她不得不把儿子送到北京的阿姨家。一个月后她来到北京，因为她无法剪断对儿子的思念。等儿子睡着了，她由人搀扶着躺到儿子身旁。灯熄了，夜幕渐渐降临。月亮挂在树梢上，将一片惨淡的微光洒在床头。她想靠近儿子，她想把儿子蹬开的被子重新搭在他肚子上，她怕秋夜的寒风让儿子着凉。可是，她的身体和手臂一动也不能动，只能用牙咬着被角，一点点搭在儿子身上。夜深了，她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儿子，默默倾听儿子的呼吸，那呼吸均匀而流畅，在万籁俱寂的子夜有如天籁。她的思绪随着儿子的呼吸一下子飘得很远很远。想到儿子将来上学、高考、参加工作、谈婚论嫁，作为母亲的她都可能缺席，不由悲从心来，听凭泪水一滴滴顺着脸颊流进嘴里。儿子已经和她越来越陌生了，除了眼神，她无法用语言和行动表达对儿子的爱。对于一个不谙世事的幼童，又怎么能读懂母亲满怀深情的目光呢？早晨，儿子醒了，揉揉眼睛，看到躺在身旁的她，一骨碌爬起来，连鞋也没顾得上穿就跑到楼下找阿姨了。葛敏眼睛模糊了，也许，真的应该放手了。失去比得到痛苦，而痛苦是苦涩的咖啡，在生活的特定情景必须含泪啜饮。

葛敏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公益事业。她和陌尘办了一个公众号，起名“冰语阁”。陌尘是她就诊时结识的病友，年届不惑、英俊潇洒，曾是一名警官。他的病情比葛敏发展迅速，但是他坚强、乐观，永不言败。他们要把“冰语阁”变成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让病友们感受彼此的呼吸、心跳和温暖。在这里，病友和家属们关注着MND的最新科研信息，解答着各种患病后遇到的问题，交流着各自的护理经验。如果有谁表现出了悲观和绝望，各种鼓励就会像春天的花瓣一样飘洒。葛敏把自己文章打赏得到的五万元钱，全部用在了“冰语阁”运营上，定时给生活困难的病友发放补贴。她还发出倡议，希望病友和家属拿起笔来写一本书。她为这本书确定的主题是：为了爱，所以坚持。

空下的时间葛敏还要做两件很重要的事：一件是办好舞蹈培训班。她不能跳舞，可她的生活中不能没有舞蹈。月色和星光缺失，高远的夜空还会迷人吗？她坐着轮椅来到课堂，认真观察学生的一招一式，把发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一一告诉现场的助理。舞蹈是脚步的诗歌，她想让学生理解，激情比技巧更能让心中的美绽放。我曾在她的文章后面读到过这样的留言：老师，今天吃晚饭时，妈妈听我说了您的情况，哭了，她让我以后下了课去抱抱您。再有一件事就是写作，写自己与病魔抗争的经历和感悟，更多的文字是写给儿子的。每一个重要人生节点，她都给儿子留下了一封信。她的身体可以缺席，她的爱却会像洁白的栀子花，永远盛开在儿子成长的路上。

在北京东北部的酒厂艺术区，我第一次见到了葛敏。这里原是一片废弃的厂房，如今有几十家艺术类公司安营扎寨，门面装修各异、风格前卫，很有一些现代气息。大家从不同的渠道走近了葛敏，走近了渐冻人群体；今天，又为了一件共同的社会公益事业聚集到一起：落实、解决《为了爱，所以坚持》一书的编辑、出版和新书发布会各项事宜。这本由渐冻人患者和家属撰写的书，是葛敏要展现给世界的一幅画卷。他们以情感着色，用心血描绘，画卷中有压在石板下的小草，也有掠过长空的苍鹰和傲立雪中的红梅。

葛敏来了。我扭头望去，只见落地窗外，一位梳着丸子头的青年女子正从轮椅上艰难站起，鸡心领练功服，黑色灯笼裤，看上去亭亭玉立。心理咨询师李青说，她的病情发展很快，医生说，过不了多久就要插管了。李青近来一直帮助葛敏整理书稿，熟悉情况。已经失去语言功能的葛敏发出的呜呜声，只有她能听懂；葛敏的眼神也只有她能领悟。在之后的交流中，她几乎成了葛敏的半个翻译。我印象中的渐冻人大都形容枯槁、骨瘦如柴，而坐在那里的葛敏如果不说话，分明就是一位随时准备起舞的舞者。她的同学、歌舞编导朴美花告诉我，葛敏因为注重锻炼使病情得以延缓，但身体还是一天不如一天。不过她的精神却越来越强大。你看，这是她不久前写给舞蹈圈的文字。我接过朴导的手机：各位亲，有大师说我能活八十岁，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等过几年解冻了，我依然会东山再起。现在我只是临时被上帝抽调去干些公益哈。

我向葛敏招手示意，发去一条微信：葛敏，你是最棒的。

“最黑的那一段路总要一个人走完。活着的每一天，我都会不哀怨，不气馁，不妥协！”

看着葛敏的回复，我一时百感交集：世间还有什么比注视着死亡一步步逼近更为残酷呢？全身肌肉萎缩，甚至连眼部几块微小的肌肉最终也会完全丧失功能，只有大脑始终清醒，眼睛始终明澈——感受死神的阴影一寸寸吞噬生命的天空，这需要多么坚强的内心和多么豁达的胸怀啊！坐在对面的葛敏目光是那么明澈，心中分明洒满了阳光；而且从始至终她一直绽放着灿烂的笑容，即便低头打字时，脸上的表情也祥和、恬静，在午后的阳光映照下像是圣洁的雕像。是的，厄运将她的生活击成齑粉，她却用坚韧、真诚与爱，将其重新塑造成一尊冰冻的女神，晶莹剔透、美丽而高贵。我知道，最终它会融化为水，但是它脚下的那片土地会因为水的润泽而丰茂，生长出一束束美丽的花来。

《老兵》公示材料

（一）

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参评作品推荐表

（二）

文字稿

老 兵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英雄精神体现在狭路相逢时的亮剑决胜，也体现在沉寂时对信念操守的执著坚守。

——题记

军 礼

一位老兵，退伍还乡后，把立功证书压到箱子底儿。守着3分自留地，生活从头开始。就连父母和刚过门的媳妇问起来，他也含糊地说：“在部队我就是个烧火做饭的，啥都不知道。”

家里6口人，只有他和妻子两个劳动力。劳动力少，挣不够工分，每年要额外养1头猪换钱补给生产队。

没钱盖房，他就带着一家老小到邻居家借住，一住就是3年。

没过几年，母亲瘫痪，妻子又患上股骨头坏死病。家境困难，他的三个孩子先后辍学，外出打工补贴家用。

可不管日子怎么苦，他始终遵守部队提出的“两个不能”：不能因地方没安排就闹意见或者给地方添麻烦，更不能泄露国家秘密和军事秘密。这一守就是30多年……

这是2014年7月23日，在空军地空导弹部队二营演出的一场情景剧，剧名叫《忠诚》。

这场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情景剧，是二营“沿着英雄的足迹前进”实践活动中的重要内容。这次实践活动，则是为纪念毛主席接见二营全体官兵50周年、国防部授予二营“英雄营”称号50周年而专门举行的。

此时，情景剧主人公的原型——一位老人，就坐在观众席上。演出结束，主持人请他上台。

老人慢慢走上前台，环顾全场，右手缓缓地举到齐眉处，向昔日的老战友，也向年轻的二营官兵，敬上庄严军礼——

头发花白了，皱纹满脸了，但腰板依然挺拔，眸子中闪动着的依然是军人豪气！

一时间，全场起立，台上台下一片整齐的军礼……

这位老人叫吴洪甫，今年77岁，是广宗县件只乡槐窝村村民。

剑 气

1960年2月，有着初中学历的吴洪甫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地空导弹部队二营的一名新兵，担任杀伤标图员。

空军地空导弹部队二营，历史上曾3次击落美制“U-2”高空侦察机，其中有两次，是吴洪甫参与完成的。

1962年9月9日，一架美制“U-2”高空侦察机，肆无忌惮地闯入江西省南昌上空。

“发现目标！”导弹指挥车上，神情贯注的引导技师警觉地轻呼。

8时32分，敌机进入二营的火力范围。

显示屏上，一个半截火柴棍长短的光标不断闪现。

一时间，大家屏住呼吸，眼睛盯紧屏幕。

短短十几秒的时间，突然变得那么漫长——大家似乎听到了彼此“怦怦”的心跳。吴洪甫的手心，隐隐出汗了。

“一定要干掉这个家伙！”第一次与“U-2”正面交锋，吴洪甫眼中要放出火来。

屏幕上的小点不断闪动。

追着光标，吴洪甫快速测算数据，准确地标出飞机航迹，迅即传给指挥部。

天空随即喷出3条火舌，“砰！砰！砰！”的爆炸声瞬时传来。

我军首次击落“U-2”的纪录就这样诞生了！

第一时间，时任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领导赶来了。

周恩来总理的贺电传来了。

二营沸腾了。

吴洪甫等人荣获提前晋衔奖励一次。

“提前晋衔”，是高于一等功的奖励，也是当时军内奖励项目的最高级别。

没过多久，敌方专门研制出对付地空导弹的电子预警装置，当对方雷达开机波束锁定飞机时，这个预警装置就会自动报警。这意味着我方雷达开机过早或过晚都可能让敌机逃走。

针对新情况，空军地空导弹部队专门设计出近乎严苛的“近快战法”，把参数的测算时间由之前的18秒压缩到6秒，近距离发弹，让敌机插翅难逃。

吴洪甫和战友们抓紧一切时间模拟训练。夏天捂出一身痱子，冬天手脚布满冻疮……他们没心思理会。

一次训练，吴洪甫从指挥车上甩了出去，重重摔下，翻身坐起时，鼻子流血不止。

“洪甫，快跟我上卫生所！”卫生员看见，冲他大声喊。

“忙你的吧！”吴洪甫爬起来，手捏着鼻子，转身上了指挥车。

“这哪成！”卫生员紧跟着上车。

“训练要紧！”吴洪甫请求说，“要不，我标图时，你帮我捏着鼻子！”

卫生员哭笑不得。

直到如今，吴洪甫的鼻梁上仍留有骨折旧痕。

为了压缩数据测算时间，他干脆把飞机飞行高度、航线距离等常用的100多个数据全部背了下来，“看、算、报”同步进行。一旦得到空情信息，瞬间尺起笔落，敌机航线就可准确地显示在标图板上。“看、算、报”，只需3秒就能完成。

1963年11月1日，在江西省上饶上空，吴洪甫和战友再次捕捉到“U-2”的踪迹。

可当敌机距阵地39公里时，雷达突然丢失目标。

按“U-2”飞行的航向和速度，吴洪甫推算飞机的方位和距离，迅速标图并坚定地汇报：“三发必中一发！”

巨响过后，“U-2”再次被击落。

营长岳振华高兴地一拍大腿：“你这个‘吴大胆’，真成了导弹上的眼睛！”

这个消息再次震动全国。

中央军委、国防部授予吴洪甫等人个人一等功、二营全体官兵集体一等功。二营被授予“英雄营”荣誉称号。

1964年7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二营全体官兵，并合影留念……

“导弹是我们的大国长剑！”在吴洪甫看来，当兵就要保家卫国，打仗就要打胜仗，“剑斩‘U-2’，是我们最大的骄傲。”

进 退

静谧，是进入槐窝村的第一感觉。

据说，槐窝村因广种国槐而得名。国槐，又名家槐，在北方农村常称作“笨槐”。“笨槐”不乏美誉。苏轼《三槐堂铭》中称：“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如今在槐窝，国槐仍是一大树种。夏日里，绿叶与红砖相映相拥，整个村庄别有韵味。

吴洪甫的家，就隐藏在这红绿交融的深处。

1959年12月，带着热血追求，18岁的吴洪甫在这里完成了国与家的一大抉择：出槐窝，当兵去！

第二年，他成了空军地空导弹部队的一名标图员。

当年，美制“U-2”侦察机的侦察范围可覆盖整个中国大陆，而我军地空导弹部队只有4个营。为了捕捉“U-2”踪迹，吴洪甫与他的战友们带着手上有限的几套兵器，辗转打游击。

那是戎马倥偬的岁月，那更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吴洪甫和战友们进西北，下江南，转战荒漠、戈壁、山川、丛林，在无人区开辟阵地，在大山中挑战生存极限，在川泽中捕捉敌机踪影。

甘肃九泉一带，风沙漫天，一碗饭一层沙。

兰州附近的山上缺水，从山下打上来一盆水，洗过脸后舍不得泼，澄清后再次用，接连能用好几天。

内蒙古哈素海，大片大片的沼泽地，落脚下去，泥没脚脖，蚊虫叮咬，夜不能寐。

湖南长沙，夏天像火炉。一次，吴洪甫和战友到驻地附近的河里洗澡，不料想着了凉，高烧超过40℃……

打游击，苦中也有乐。

沼泽地里有野鸭子蛋，东一窝，西一窝，不一会就能拣上一脸盆。赶着蚊子吃鸭蛋，别有滋味。

长沙郊外住帐篷，午休正酣，顶上掉下来一条大蛇，正砸在战友刘树山的身上。躺在旁边的吴洪甫吓一大跳。刘树山却不慌不忙，一手抓蛇头，一手捋蛇身，三两下蛇就不动了。当晚，大家大快朵颐。

……

四海打游击，长空击“苍龙”，那是导弹部队精忠报国的壮歌！

然而，这段豪迈壮美的历史，一度被吴洪甫自我雪藏。

1965年2月，吴洪甫从部队退役，带着记录着他从军历程的小布包，悄然回到家乡。

出槐窝，归槐窝，是简单的轮回，还是人生的升华？吴洪甫用沉默回答。

身边的乡邻、亲友，知道他参过军，但没人知道他当过什么兵，打过什么仗。家人收到过他立功的喜报，但立的什么功并不清楚，问他，也不解释。

他深知，严守部队的绝密信息，是砥砺意志的又一个“战场”。打“U-2”的英雄，决不能在新的“战场”当败兵。

吴洪甫是听着村里的英雄故事长大的。

1937年11月，在广宗县成立的抗日防匪自卫团，分3个大队，其中一大队就驻在槐窝村。1939年9月18日，《冀南日报》在槐窝村附近一条老沙河的地道中创刊。1941年3月，冀南行政干部学校第一期学员在件只、槐窝一带开学。

儿时的他，就多多少少了解了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兵”。

吴洪甫的爷爷吴玉焕，是革命烈士。解放前，他曾任广宗县城北联村党支部书记，后被叛徒出卖英勇牺牲。吴洪甫的父亲吴锡贺，曾任槐窝村民兵队长。吴洪甫的叔叔吴静斋，是一名革命干部，曾在天津市一部门任领导职务。退伍前，部队首长叮嘱吴洪甫，回乡后要遵守“两个不能”。叔父则嘱咐他扎根农村干事业：“好日子是用双手干出来的。咱家可不兴走后门。”

红色基因的传承，部队熔炉的锤炼，让吴洪甫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兵”的内涵。

动则如虎，静则如山，是兵的本色。动于九天之上，是兵；藏于九地之下，也是兵！征战沙场是兵，脱下军装仍是兵！

是兵，就得守纪律！遵守“两个不能”，是退伍兵必守的纪律。

他雪藏了自己的从军历史。

退伍后，吴洪甫回到老家广宗县槐窝村，重新扛起锄头。

沉寂中的吴洪甫，一如一株“笨槐”——那溢满家国味道的“笨槐”。

取 舍

2002年的一天，吴洪甫偶然在一本杂志上发现了“英雄营”的故事，他意识到，保密期早过了。而这时，他退伍已经37年了。

他从县武装部查到了自己的档案。县民政部门为他办理了优抚待遇。他悄悄回家，继续作农民。

家底薄，经济拮据。母亲瘫痪，妻子又患上股骨头坏死病。吴洪甫坚强面对。不论生活多难，他从不向政府张口伸手。

乡亲们渐渐知道了他打“U-2”的英雄事迹。“最近两年才知道，邻家老人竟然是个大英雄！”现年47岁的村民杨更新说。

可在吴洪甫看来，当兵打仗与工人做工、农民种粮一样自然而然。

常有乡亲数落他：在土里刨食，啥时是个头儿？拿着立功证书，找找人，给自己提提待遇，给孩子安排个工作，也能改善一下家庭条件，咋就不行？他只是淡淡一笑。

可生活的考验，一个接一个。

一年夏天，夜里下暴雨，家里仅有的几间破屋被大雨冲垮。一家人冒雨扯上一块布，搭起一个窝棚。

慌乱中，压箱底的布包散了开来，包里裹着的照片、证书等在部队时的资料被冲了出来，浸在泥水里。吴洪甫赶紧过去，先把合影照片小心地揭了起来——那是毛主席接见“英雄营”全体官兵时的合影照片——擦净泥水，小心用塑料布裹好。回头再找立功证书和喜报，早已不知冲到哪里了。

老伴儿刘会文跑到院子里，俯身在泥里捞摸——这些证书是丈夫的“命根子”，平时碰都碰不得，可不能丢了。

吴洪甫一怔。

“你干啥？”

“找证书！”

“雨恁大，别找了！”

“那是军功，不能丢！”

“那就是张纸。身子要紧！”

……

吴洪甫把妻子从雨中拽回去。“立的功国家都记得。证书没就没了吧，可别落思想包袱！”

没钱盖新房，吴洪甫就带着一家老小到邻居武西宁家借住，一住就是3年。

为了补贴家用，他也曾试着做些小买卖，可时运不济，接连几次亏了本。

“大哥种地也不大在行。”吴洪甫的四弟吴洪桥说。同样是种地，吴洪桥种的小麦，亩产总能比吴洪甫的高100多公斤。

吴洪甫也想过：日子怎么这么难？

他更想过：既然是兵，就得有几根硬骨头！南昌起义后，那么艰难，800将士都坚持了下来，自己的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英雄营”的兵，怎么能认怂？

他劝慰家人：“咱是庄稼人，种地吃饭不丢人，日子苦点不算啥！”

直到今天，他仍过着简朴的生活。他和老伴儿最常吃的菜是咸菜。他常穿的T恤，是县武装部发的纪念衫。2014年7月，他应邀回部队参加活动前，家人花几十块钱给他买了一件蓝色上衣。这是他最好的衣服。

在“英雄营”，情景剧《忠诚》演出后，部队官兵深受震憾。官兵们了解情况后心疼他，大伙儿凑了3000元钱，委托原空军副参谋长陈辉亭悄悄塞到吴洪甫口袋里。

有很多人问吴洪甫：“同样立了功，看别人升官发财，你心里平衡吗？”

“可我看到的是，许多当年的战友，至今音讯全无！”吴洪甫说。

“英雄营”的光荣榜上，获个人一等功的有217人次。

在吴洪甫看来，军功绝不是一个人的事儿。是英雄的国度造就了英雄的部队，光荣的使命成就了光荣的军功。军功，是对英勇奉献的记载，不是求得利益的筹码！

“洪甫同志一次获提前晋衔，一次立一等功，可享受省部级劳模荣誉津贴。可他一直没找过。”吴洪甫昔日的老战友毛景堂说。

“老吴对自个的事儿很少上心。”广宗县民政局干部宋惠曼说。

“多出力气，嫑找麻烦，是俺吴家的规矩。”吴洪甫的二弟吴洪生说，“俺爷爷是烈士，俺奶奶在世时从不让找政府。大哥也就是立个功呗，家里不觉得是多大个事儿！”

在槐窝村，吴洪甫仍住在30年前盖的旧房子里，坦然当农民。

只是，身居田园，不失“兵心”。

退伍后的他一直怀念兵营的生活，关注着部队的信息。

看电视时，遇到军队的消息，就看得特别认真。2016年元旦，得到火箭军成立的消息时，他兴奋得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赶上农闲，早晨或者傍晚，他就在自家小院里打上几趟军体拳。

最近几年，他还当起了校外义务辅导员，在重大节日里，给村里的孩子讲《杨家将》《岳飞传》，讲解放军的英雄故事。

在吴洪甫的影响下，他家的后辈中又先后走出了3名军人。

初 心

“村里的工作，老吴总是带头支持。”槐窝村党支部书记杨建文说。

上世纪90年代初，村集体计划流转村里闲置的沙窝地，搞特色种植。因为对土地流转的具体情况不太了解，村民们大都持观望态度，谁也不签合同。

“这是好事，我支持。”吴洪甫第一个站了出来。他还给大伙儿做思想工作：“沙窝地在咱们手里生不出金蛋蛋，流转给合作社经营，咱们每年吃红利，不亏。”

如今，成片的蟠桃林成了槐窝村的摇钱树。2015年，槐窝村整体脱贫。

“老吴是个倔脾气，遇事爱较真。”村民王子规说。

2003年，非典关键时期，吴洪甫主动请缨，担任村口“守门员”。不管是亲是友，外来人口严禁入村，回乡村民一律隔离。一村人安心度过了那段特殊时期。

槐窝村西路口常年有人扔垃圾，怎样也管不住。村干部请出吴洪甫。

吴洪甫在路一侧收拾出一个垃圾坑，贴上“垃圾入坑”的标语。

有一户村民，垃圾乱倒，被人举报了还不承认。吴洪甫从垃圾堆中翻出一张车票来，直接找到那户人家讨说法，那家人红着脸把垃圾清了。从此，村口垃圾处理秩序井然。

在乡亲们的心中，吴洪甫还是个宽厚人。

村民讲了一件吴家遭遇的难事——

1979年，吴洪甫7岁的儿子吴近东被小伙伴误伤左眼，如果不及时做手术，双目都有失明的危险。

小伙伴的家长来了，送来东挪西借的200元钱和几十斤粮票。但这只是杯水车薪。

“伤了人，就得管到底。”家里的亲戚众口一词。

吴洪甫却犹豫了。

吴洪甫生在农村，退伍后又回到农村。他深知农民的苦和累。他不忍一次事故让乡亲倾家荡产。

“别难为人家了，事该咋办，咱得有分寸……”一天晚上，他横着心，把老伴儿拽到屋子角落里。可话没说完，老伴儿就哭着跑了出去。

吴洪甫借遍了亲朋好友，还是没凑够手术费，只能让儿子提前出院。

出院前一天，吴洪甫坐在儿子床前，握着儿子的小手，一夜未合眼。

由于治疗不彻底，吴近东左眼失明，落成一级残疾。

“老吴能委屈自己，却见不得别人作难。”事隔多年，槐窝村老支书杨洪文记忆犹新。

只有吴洪甫自己知道，他的内心有着怎样的无助、内疚和心痛。直到今天，他每次看见儿子，甚至只是想到儿子，心里就像受到猫抓一样疼。

因为心里发怯，他甚至很少跟儿子交流。

这位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大委屈都不曾流过一滴泪的老兵，不止一次对着老伴儿抹眼泪：“我不是一个好父亲。”

可在儿子吴近东心里，并没有记恨父亲。

多舛的命运，并不能让坚强的人低头。

吴近东通过函授取得了大专文凭，还考取了工程建设中级资格证书。就业仍受到局限，他就在建筑工地打零工。

“我从没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靠双手挣钱吃饭不丢人！”吴近东说，自强是对父亲最大的宽慰。

“父亲是英雄，永远是我最敬佩的人。”

……

近几年，抱上重外孙的吴洪甫，脾气也越来越随和了。可一遇原则和底线问题，吴洪甫还是会立马变脸。

一次，一位退伍军人给他寄来一封信：“洪甫同志，你是否想过向有关部门争取经济补偿？”

他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马上把电话打了回去。一向和气的吴洪甫这次发了脾气：“你问下自己，啥叫子弟兵？”

《习主席送我两本书》公示材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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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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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送我两本书

翁亚尼

2018年5月15日，我收到了习近平主席送的两本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二卷。两本厚厚的书用精美的红玫瑰色纸包装，大红色缎带捆好，多出的缎带巧妙地扎成一朵红花，喜庆而热烈。手捧这沉甸甸的礼物，我激动不已、惊喜万分，心里暖洋洋的，半天无法平静。许多往事也一一浮现、渐渐清晰。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在讲到第三个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时说，他1982年到河北正定县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来为他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厂的作家、编剧王愿坚。王愿坚对他说，你到农村去，要像柳青那样，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14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会上习主席谈到，王愿坚给他讲过很多红军长征的故事，还讲了很多老将军的故事，令他很有感触，要求大家不忘初心，不能忘了打天下时的艰苦岁月，永远不能脱离人民群众。

愿坚当年为习近平同志送行话别，虽然时间过去30多年，但那天的情景至今我仍能记起。作为王愿坚的妻子，我了解愿坚的性格，他内向，一脸的严肃、不苟言笑，更不轻易无原则地夸奖一个人，他嘴里的褒义词是很吝啬的。但那天一回到家，愿坚就满怀喜悦地对我说：“如今很多人喜欢向上走，他却选择了下基层农村。”

我问：“谁呀？”

愿坚说：“习近平。”愿坚接着对我说：“近平的工作要调动，作为习仲勋同志的儿子、耿飚同志的秘书，他完全可以去一个条件好的地区和岗位，却去了河北正定县，而且还是他自己要求去的。他已经在陕北偏僻的农村梁家河插队7年了，难道还没干够呀！现在有些人削尖脑袋往大城市、大机关、大公司钻，他却偏偏要去艰苦的地区继续磨练自己。也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好样的，近平离开北京，会在更广阔的天地飞得更高更远。”

“那你们俩都聊了些什么？”我问。

“近平是个很谦虚的人，主要是我讲，他听。我给他讲了些革命传统故事，很多是我当年写《星火燎原》时采访老红军、老八路时的素材，还讲了柳青等优秀作家深入基层一线体验生活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事。他一边听一边记，十分认真，令人感动。近平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的未来绝对能成大气候！”

其实，在这之前，愿坚与习近平同志已有交往，也多次在我面前说起习近平同志。记得有一次，他说起习近平同志热爱学习的事。因为愿坚是部队作家、编剧，所以他和习近平同志在一起谈论的大多是战争年代的故事和文学。那天，愿坚对我说：“真没想到，近平的阅读量这么大，仅文学这一项，古今中外名著他读了很多，有的还不止读过一遍，让我大吃一惊！许多故事情节他能很详细地随口讲出来，有些段落甚至能完整背诵！不仅能讲能背，他还能准确说出作品主题思想、社会背景、创作风格、写作特点和作家的基本情况。除文学之外，中外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自然科学等方面的著述他也读了很多。”

1988年底，中国作协安排愿坚和我去深圳“创作之家”度假，愿坚说：“近平在福建厦门担任市领导，从北京到深圳，我们中途绕道在厦门停一下，看看近平，顺便给他带几本书。”我连声说：“好。”

我们满怀希望来到厦门，方知习近平同志刚刚从厦门调到宁德地区工作。没见到他，愿坚感到十分遗憾，说：“我满肚子的话儿，没法对他说了！”接着又举起大拇指对我说：“从繁华的特区到贫困地区，他又下去为民造福了！老伴，近平爱书如命，如果今后有机会出版我的作品集时，一定送他一套，他用得着，也表示我对他的敬意!”我连忙点头，记在心上。

愿坚去世后，我开始着手联系出版他的文集，同时，按照他的交代，整理他生前一些未刊发的作品。我们在整理时，特别选择那些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作品，交由报刊发表。2017年6月13日，《解放军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发了愿坚的遗作《人民的乳汁》，引起反响，《新华文摘》等许多报刊媒体全文转载，并荣登2017年《中国散文排行榜》。随后，多家出版社联系我，商讨出版《王愿坚文集》事宜。今年上半年，《王愿坚文集》（七卷本）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当散发着墨香的《王愿坚文集》一拿到手，我就着手给习主席寄书，通常送书是要作者签名的，但愿坚去世了，无法由作者签，但这又是作者的作品和遗愿呀，我想了想，就在扉页写上了“王愿坚赠”，下面写上“翁亚尼代笔”，附上信，顺手用出版社包书的旧牛皮纸包起来，寄给了习主席。习主席日理万机，工作那么忙，能不能收到，有没有时间看？这些都没多想……

5月14日，家里电话响了，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同志打过来的。他在电话中对我说：“习总书记收到了您的来信。总书记表示，谢谢您赠送《王愿坚文集》，看到他的作品，就想起当年与他交往时的情景，至今都很怀念他。习总书记祝您身体健康，晚年幸福。”中办的同志接着说：“习总书记要回赠您两本他自己的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二卷，共两册，您看怎样交给您，是派人送去还是从邮局寄您？”我一听，惊喜万分！我说：“太谢谢习主席了。怎么样都行，看你们方便吧！”中办的同志说：“那就从邮局寄吧。”此后，我一直处于期盼的喜悦中，两次去传达室询问有没有我的邮件，担心被别人拿走或丢失了。

5月15日，邮局的同志给我送来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二卷。接到书，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习主席日理万机，各方面事务繁忙，还惦记着我给他写信这件事，专门赠书给故交的家属。高兴之余，我也陷入深深的自责：我送给习主席的书是用粗糙破旧的牛皮纸包装从邮局寄的，而习主席送我的书却是用红玫瑰色的纸精心包好的，用大红色缎带捆好，还扎了一朵红花，可见习主席想得多么细、多么周到、多么温馨呀。这其中饱含的深情实在难以用语言表达。我想，这两本书不仅仅是送给我的，也不仅仅是送给愿坚的慰藉，更是对全体部队文艺工作者和他们亲人的关怀，是他心系人民群众的真实体现。我要把这一切都告诉黄土之下的愿坚，我还要把习主席率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初心不变、牢记使命、在新时代大展宏图的一个个精彩中国故事告诉愿坚。他如果在天有灵，一定会高兴的。

谢谢您，敬爱的习主席。

（作者为王愿坚同志遗孀、离休干部）

《让璀璨星光，照亮我们的心空》公示材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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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璀璨星光，照亮我们的心空

黄琳斌

从2月起，浙江杭州市民有望欣赏到更美丽的星空——该市划出城市黑天空保护区，在保护区内，不设景观灯，路灯等功能照明设施不能有上射光线，以防止光污染对生态环境和星空的影响。

灿烂夺目的星空，是宇宙赠予人类的最美礼物之一，激发了人类无穷的好奇心、想象力和创造力，催生了大量的科学、文化和艺术成果，承载了无数游子心底深处的乡愁。早在大约1800年前，曹操被辽阔的大海、壮美的星空所打动，挥毫写下了“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诗句，至今传诵。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墓碑上刻着他的一句话：“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这句名言也正如灿烂的星辰，在人类文明史上熠熠发光。

没有星光滋养的城市，很难让人诗意地栖居。现在，不少城市热衷于打造夜景工程，各种绚丽多彩的灯光交相辉映，夜晚越来越亮，城市上空常笼罩在茫茫“光雾”中。据统计，在夜晚天空不受光污染的情况下，可以看到的星星约为7000颗；而在各种路灯、背景灯、景观灯混杂的大城市，只能看到大约几十颗。曹操和康德若生活在今天，不知还会不会由衷赞叹他们头顶的夜空？国际黑暗天空协会已经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希望早日将世界知名的黑暗天空保护区列为世界遗产星光保护区，为人类保留几片最后、最美的星空。

在经济社会还不够发达、多数人的物质生活还不够宽裕的几十年前，璀璨的星空、清新的空气、清澈的溪流、山水交映的天际线等，并不是稀罕的东西。经济快速增长的这些年来，一些地方的环境受到污染，原来常见的东西渐渐变成稀缺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渐渐认识到：像壮丽的星空、新鲜的空气等，是用钱买不到、真正弥足珍贵的东西，是人类本真的、共同的需求，它们无法完全通过金钱和物质的增多来满足。当衣食无忧的时候，能有力提高我们幸福感和生活质量的，也许并不是赚到更多的钱，而是呼吸到更清新的空气、观赏到更美丽的星空、享受到更多的休闲绿地……

这些年，一些城市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保护城市美丽的天际线，拆除过高的建筑、杂乱的广告牌和电线杆等。如今，杭州划出黑天空保护区，再次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当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物质生活越来越丰裕时，我们应当越来越关注人们心灵深处的呼唤，对返朴归真的渴望；应当越来越重视满足人们对精神性的、有钱也买不到的东西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拥有深刻和持久的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

给城市留一片看星星的天空，就是给居民的心灵留一片休憩和反思的空间。

让每个城市的居民都能实现白天看得见山、望得见水，夜晚瞧得见星星、记得住乡愁。让璀璨的星光永远照亮人们的童年和他们的未来！

《侠义精神不能泯灭》公示材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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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义精神不能泯灭

前些日子，金庸在香港去世，引发国人的巨大哀思。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金庸先后创作了15部武侠小说，时至今日，作品依然畅销，至于以小说为基础衍生出来的影视、音乐、游戏等更是不可胜数。金庸武侠小说的流行，一方面当然有赖于金庸卓越的创作才能和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另一方面，也是小说中所特有的侠义精神，切中了处于历史大转折时期的时代脉搏。按照著名学者陈平原的说法，“千古文人侠客梦”，其实何止文人，大部分人，在青少年时期，都曾有过打抱不平的热血和行侠仗义的理想。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恰好召唤和呼应了读者内心中这种最朴素的自然冲动，在功利主义的现实中闪耀出理想主义的光辉。

虽然大多数人都有过“仗剑走天涯”的理想，但面对现实生活，常常发现行侠仗义并不容易。现代社会的特征是文明和法制，面对不义，主要还是依靠正当程序和国家机器来维护正义。金庸笔下的大侠，单凭自己的道义决断，就拔刀相助甚至以暴制暴，这只能是自然社会中低程度社会正义的实现，“以武犯禁”不能也不应该成为现代正义实现的方式。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可以有更为多样和便利的途径，以更加灵活和智慧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侠义精神，比如路见暴徒行凶，在首先保护好自己的同时，迅速拨打110来制止暴行的发生；遇到走失儿童，帮助送到最近的派出所等。

然而，当人们将制暴的权力让出去的同时，常常也会让事情走到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冷漠和自私。早在鲁迅先生笔下，就已经描摹过了庸众看客的冷漠与麻木，面对现实生活中一些突然状态，出于“不惹麻烦”“小心讹诈”等各式心态，老人摔倒了不敢扶，有人插队不去制止……正是这些现实生活中的不和谐声音，愈加激发了我们对于金庸小说里侠义精神的向往，当我们为金庸的驾鹤西游而真诚的哀悼时，我们所祈望的，又何尝不是那种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爱，社会的公平正义及时实现的理想呢？

侠义理想和社会正义的实现，一方面要靠社会制度性的保障，另一方面也要靠社会人心的提振。2018年年初，郑州一起电梯劝阻吸烟猝死案引发社会关注，当事人杨某在禁止吸烟的电梯中劝阻吸烟者段某，发生言语争执，段某在走出电梯后心脏病发猝死。法院在确认事实的基础上，二审判决认定了杨某维护社会公益的行为没有过错，不用承担责任。正是这样的判决，给了有心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的人们以信心的提振，让他们在文明行使侠义精神的时候，更有底气和决心。反观前日发生在重庆万州的公交车坠江事件，闹事女子与司机发生了长时间的争执，然而同车乘客始终没人出来劝阻调停，我们不能苛责这些不幸殒命的乘客，只是设想，假使能有人，出来稍微维护一下车上秩序，也许车辆就能平安度过大桥，惨案就不会发生。

行侠仗义，不需要我们做武功盖世、义薄云天的大侠，只要遵从内心维护公义的良知冲动，能帮的就尽量帮下，能说的就尽量说下，每个人都能甘做平凡、朴实的侠义之士，也许就是我们悼念金庸先生最好的方式。

《呼唤出台作品研讨会管理规范》公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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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出台作品研讨会管理规范

随着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各类文艺作品研讨会越来越普遍。高质量的作品研讨会对于发现和激励艺术家、解放和促进艺术生产力，无疑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但不容回避的是，作品研讨会多年以来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组织搭台，哥们喝彩”“随心所欲办会，嘻嘻哈哈开会”；与会专家发言，多歌颂赞美、自说自话，少研讨碰撞、提醒批评；专家们热衷于“混圈子”“跑场子”“拿票子”，特别热衷于给被研讨者“戴高帽子”，作品研讨会实质上也就成了各类艺术家的“表彰会”“吹捧会”。由于全国各地相当多的作品研讨会举办者系党政部门或相关事业单位，所需费用由国家财政埋单，所以这一现象近20年来一直广受诟病。遗憾的是，情况至今并无根本性的改变。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受邀参加研讨会的专家都是艺术家、艺术批评家、各类文艺组织负责人，以及被研讨者的亲朋好友。说穿了，都是“圈内人”和“自己人”。面对喜事加身（逢新作问世、寿辰华诞，或者是从艺多少周年等）的艺术大家，不可能以“逆耳忠言”扫老人家清兴吧？面对当红中坚或实力后生，不可能冒阻碍别人进步之嫌发杂音吧？面对好不容易利用碎片时间创作出作品的艺术发烧友，作为业内专家，总得给人家一点鼓励吧？既然举办者、被研讨者都喜欢听好话，那还能不说好话吗？再说，没有谁要求他们不说好话呀。法无禁止则许可嘛。部分作品研讨会，就这样长时间沦为了作品“吹捧会”。

在对被研讨者进行肯定的同时，提醒、鞭策艺术家，以提炼艺术规律，树立创作风尚，激励更多的艺术家成长成才，多出作品，出好作品，这才是作品研讨会需要实现的社会价值。一味地赞美或吹捧实现不了社会价值。如果研讨会所用经费系国家财政支出，那么对作品研讨会的社会价值要求就应该成为刚性要求。若干年来，为提升会议质量，有识之士一再倡导与会专家洁身自好、真诚建言，以良言和风骨为文艺评论和作品研讨会赢得尊严。但是收效甚微。为什么？笔者认为，举办方忽视研讨会的社会价值，是部分作品研讨会质量低下的主要原因；而作品研讨会行业管理规范缺失，无章可循，则是举办方难以意识到、更难体现自身的主体责任和价值追求的根本原因。因此，文艺管理部门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出台作品研讨会管理规范，势在必行。如何制定规范？个人有如下建议——

首先，要明确主体责任。谁举办，谁负责。负什么责？社会责任。

其次，要强化流程管理。为谁开会，为什么要为他开会，要达到什么效果，要花多少钱，都得有章可循。作品研讨会不是想为谁开就为谁开，想何时开就何时开，开成怎样就是怎样，而是事前要进行效果预估，事后要进行价值评估。为提升会议质量，可在与会嘉宾的确定上下功夫，比如在邀请常规专家的同时，特别邀请过去在媒体及网络上对被研讨者发表过批评意见的人员；还需要在发言内容上做统筹，比如引导大家不要朝一个方向作评论，强调所有嘉宾一定要在充分研究被研讨者的基础上发言，确定“正面肯定”与“批评和建议”的不同比重，等等，以杜绝那种“怯于权威，不敢批评”“碍于情面，不愿批评”“没有先声，不好批评”“缺乏研究，信口开河”的情况出现。

再就是要营造良好的评论环境，强化制度设计，让批评质疑声成为作品研讨会的常态。艺无止境，一团和气、一派叫好声中的作品研讨会，只能让艺术家滋生傲气和惰性，阻碍其再攀艺术高峰。当“批评和建议”成为刚性制度安排，莺歌燕舞、吹捧按摩式的研讨范式也就自然被打破了。当然，要严格防范“为批评而批评”的形式主义，更要避免对被研讨者本人的上纲上线和人身攻击。而被研讨的艺术家，则应树立“直面批评，包容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健康心态，克服艺术认知盲区，补齐艺术创作短板，将有价值的批评意见转换为自己的创作新动能，创作出更多的精品力作。

在社会主义文艺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下，高质量的作品研讨会不仅是对某一位或者某一些文艺群体创作的提醒和纠偏，更是在营造风清气正的文艺创作生态。相信只要有可操作性强的管理规范出台，举办方严格照章执行，风清气正、生机勃勃的作品研讨会，一定会指日可待、蔚然成风。

《声音的温度》公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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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的温度

几天前，单位里一个年轻同事敲我的办公室门，进来后问我：“我给您发了微信，不见您回复呀？”我说：“对不起，我没听见，有啥事你说吧。”可她却说：“您还是看微信吧。”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手机一看，原来是她老爸从杭州来看她，她的老爸也是我多年的文友，想今晚聚一下。你说这傻孩子，本是个有温度的事儿，就不能当着我的面多说几句话？一个楼层办公，还要发个微信。

晚上的饭桌上，那孩子也是很少与我们交流，只顾低头看手机。在手机上，全球发生的新闻她瞬间就会知道，五湖四海的朋友与亲人只要愿意，彼此可以随时联系，前提是她要时刻保持“低头状态”。

当下的年轻人彼此在告知某件事情时，好像不爱说话了，连电话都懒得打，发个短信、微信、在QQ上留言，觉得这样更简洁，还省去说话时的客套与礼数，真正做到要言不烦。

声音是省下了，可我却觉得这样的生活是不是多了几许寒凉？不就是多说几句话吗，它不会浪费我们多少时间呀。当声音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情感表达时，那就是生命气息的音频与节奏。一个人专门说给你的话是有温度的，就算是说给公众的声音，也比一条标语更有热的能量吧。

深圳戏剧家协会主席、诗人从容女士，参加广西北海的一次诗会，期间到涠洲岛采风。深夜，万籁俱寂，宾馆窗外一个温馨声音把她从梦中惊醒，“倒车，请注意”。在别人听来，这是卡车、小货车通用的提示音，但这声音于从容就不同了，这是她妹妹的声音。是一家音像公司在27年前请她妹妹录制的，如今这声音成了有些车辆的提示音，传遍了祖国大江南北，就连远在南海的一个小海岛上都响彻着她的声音。但从容的妹妹因病却早早地就告别了这个世界。那天恰巧是从容妹妹的“诞日”，从容在这么一个陌生、孤独的地方以这种方式再次听见妹妹的声音，她确信妹妹永远活着！

记忆能伴随我们一生，声音就能让记忆有温度。国内某杂志记者在英国采访到这样一段故事：在伦敦地铁一个普通的车站——“堤坝”，许多人经过时会驻足片刻，听一听地铁提示音“小心空隙”，品味这声音的温暖。这句话是英国演员奥斯瓦德在上世纪50年代为伦敦地铁录制的，然而随着科技发展，越来越多的地铁站采用电子提示音，取代了奥斯瓦德的录音。2007年，奥斯瓦德去世后，伦敦只有“堤坝”站还在播放他的录音，于是，他的妻子玛格丽特便经常坐在“堤坝”站里，一遍一遍听丈夫的声音。2012年，玛格丽特发现，丈夫的声音被电子提示音代替了。伤心的她给车站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这句录音的磁带。车站得知原委后，决定重新播放奥斯瓦德的录音。这个声音温暖的不仅是玛格丽特，而是一座火车站，甚至是一座城市，还包括了所有知道这个故事的人。

声音是有温度的。温暖的人际关系不能缺少声音。我们能面对面说话的时候就不要用QQ，我们能打电话的时候就不要用短信。我想，谁都不会拒绝温暖，可为什么又不想说话呢？

如果你曾经录下了朋友、亲人当年说的一些话，你再翻出来听听，这个声音是否依然温暖。你比较一下，看看你微笑着说的一句话，会不会比手机上发出的十个“哈哈”与“笑脸”更有热能。

《地震孤儿的10年回家路》公示材料

（一）

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参评作品推荐表

（二）

文字稿

地震孤儿的10年回家路

5月9日，成都，细雨蒙蒙。位于双流区的安康家园，一别往日寂静，不断有人流涌入。

10年前，因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672个孩子成为孤儿。安康家园应运而生，命运从此交汇。劫后余生的他们，带着不同的“前世”，共同踏入安康的大门。从陌生到熟悉，从稚嫩到成熟，从孤独到快乐，这里的每一寸光阴，都留下了孩子们一路成长的欢笑与泪水。

10年不易。结痂的伤痕或浅或深，在悲伤之上，他们带着满满的爱与祝福，陆续走出家园大门，各自经历人生。

按照约定的这一天，280名孩子从全国各地，历经跋涉，冒雨还家。离别的日子，酿出浓浓的思念与挂牵。宿舍里、回廊上，相拥相视，话还没有出口，笑着笑着便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

10年之约

作为安康家园的园长，胡源忠为这次团圆之日里里外外张罗了很久。

今年3月，胡源忠向分散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孩子们发出了回家的邀请。“我们长大了，10年之后再相聚。”邀请函一经发出，便有242名孩子表示“5月9日一定回家”。

从邀请函发出去的那天开始，期盼就成了胡源忠生活的关键词。可当孩子们真的回来了，一向雷厉风行的他却不知说点什么好了。家园里的孩子说，这段日子里，他们眼中无比强大的“胡爸爸”好几次差点流出泪来，都被他强忍了回去。

5月9日，长大的孩子们、曾经的安康妈妈们陆陆续续赶回家园。团圆饭一大早就在院子里起了灶、开了火。

过去10年，一批又一批孩子从这里出发，去追寻自己的未来。当那些留存在记忆中的面孔，真真切切地站在胡源忠的眼前时，在眼里打转的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眸。

一些成了家的安康女儿们带着孩子回了“娘家”，胡源忠每一个都要抱一下，“真没想到，我都当爷爷了”。

当年跟随胡源忠学习长拳武术的铭君回来了。虽然才离开家园一年多，但他迫不及待地向胡源忠讲述自己的大学生活，“体育课上，老师夸我拳打得好，以我为标杆呢。”

“当父母的都这样，盼着他们能多回家看看，想听听他们的事情。”作为当年首批接受培训的85名安康妈妈之一，李书曼算了一下，从2009年到2014年，她带过十几个孩子。尽管和孩子们一直保持着联络，但她仍然希望能有一次真正的大相聚。

安康家长们的内心期待，也是孩子们的心中所念。

“当年，她们在我最需要爱的时候，给予了我爱和照顾，这份情谁也割舍不掉。”陈敏是第一个报名回家的安康孩子。回家前夜，她激动得难以入眠，凌晨3点便从床上爬起来准备。

陈敏今年25岁，来自四川茂县。从15岁到20岁，她的青春是在安康家园度过的。如今，她在汶川县漩口镇安了家，孩子都1岁多了。

“想念王妈妈，想再和她聊聊天，听听她的‘唠叨’。”在和儿子相处的时光里，她的脑海中总想起自己被王妈妈细心照料的过往。那时，她的身体很弱，王妈妈像带亲生女儿一样，总是在她生病时陪伴在床前。哪怕家园放假，王妈妈也不忘从家里给她带来可口的饭菜。

陈敏为王妈妈挑选了一束鲜花。在安康家园的回廊里，多年未见的母女二人紧紧相拥在一起。

从重庆赶回的李砂，与目前在成都工作的林冬、蔡玉差不多一个月前就开始计划这次行程了。作为第一批离开安康的孩子，他们5月9日一大早就回来了。在多年未见的阿姨和姐妹面前，李砂的眼泪，在合影的瞬间夺眶而出。

这是10年来，安康家园里人数最多的一次相聚。因为下雨，原本安排在室外的坝坝宴移进了食堂。临近午饭时间，这几年里日渐冷清的食堂，一下子被从四面八方赶回来的安康妈妈和安康兄弟姐妹们挤得满满当当。

一道道热气腾腾的饭菜已摆上了桌，可他们还互相拉着手，不停地说着……

“开饭……开饭”

“孩子们，先安静一下，请齐园长讲话。”胡源忠站在食堂前方的中央位置，双手卷成喇叭状高声喊道。

齐建新，日照安康家园园长。胡源忠当年就是从他的手中，接过了安康家园的接力棒。“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和日照钢铁集团共同发起设立“安康家园”公益项目，700多名灾区孤困儿童住进了山东日照安康家园。当年10月，考虑到孩子距离监护人较远以及未来升学等问题，日照钢铁集团捐资1亿元，在成都双流区新建安康家园、新棠湖小学，扩建九江中学。2009年6月，672名地震孤儿陆续从日照来到成都的安康家园。

很多进园时年纪稍大的孩子，还记得这位和蔼可亲的叔叔。“希望孩子们记住，不管在外面经历怎样的风雨，安康家园是你们永远的家。”齐建新的话很简短。孩子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胡爸爸也来说几句。”人群中有人高声提议。附和声此起彼伏。

胡源忠太过激动，开口几次都说不出话来。像是一种默契的交流，孩子们不停地鼓掌。终于，胡源忠长舒一口气，他摊开双手示意，现场安静了下来。

“开饭……开饭。”停顿了许久，胡源忠还是只重复说出了这两个字。

全场瞬间哄笑，随即是更加热烈的掌声。

“这份10年情，真是不知从哪里说起，一切尽在不言中，大家都懂。”一位安康妈妈的眼眶盈满泪水。

胡源忠一直是条硬汉。在部队转业前，他曾任武警成都指挥学院擒敌术教练，也曾执教女子特警队多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他不顾危险，全身心投入到救灾援助中，未曾退却过。可当听说要让他接手安康家园的管理工作时，他曾不止一次打起退堂鼓。

“让我带兵没问题，照顾孩子，我真没把握。”4月底的一个晚上，在安康家园旁棠湖小学篮球场的树荫下，胡源忠对记者坦露心声。当天午后，记者来到安康家园时，胡源忠正在筹备安康家园“回家”活动，电话连成线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无奈之下，他只好中断采访，蹬上一辆自行车飞奔而去。等他再回到安康家园时，已是晚上7点。

胡源忠说，尽管有着种种顾虑，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迎难而上。他深知这672个孩子的到来意味着什么。他开始学习、取经，“到日照去了好几次，向一些专家请教，也在书上和网上查了很多资料”。

自那之后，胡源忠心里的那根弦就一直绷着，不敢丝毫松懈。不知不觉间，竟已10年。

带着伤痕成长

因为这次10年之约，李书曼与多年未见的林祥豪取得了联系。这个拿到第一个月工资便激动地骑着电瓶车从成都龙泉驿赶回安康家园请她吃饭的大男孩，勾起了她的回忆。

地震发生时，11岁的林祥豪迅速从绵阳安县的教室里跑出来。幸免于难的他，却没有等来父母平安的消息。几天之后，林祥豪的伯父告诉他，“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

回到村子里，他看见两座原本分开的山合在了一起，村庄被埋在了废墟下。爷爷、奶奶、妈妈、两岁的弟弟，从此与他阴阳两隔。爸爸那天不在家，生死不明，至今没有音讯。生死的命题，如同巨石，压在了这个11岁小男孩的肩上。原本无忧无虑的他，感觉“天塌了”。

初到家园时，林祥豪常会被噩梦惊醒，电闪雷鸣的夜里更是紧张不安到无法入睡。他会被梦里地震的场景吓到哭着醒来，也会在梦里哭喊着求爸爸妈妈回来。可他不愿言语。他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对李书曼的关心与照顾，拒之于千里之外，常常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发呆。

“感情和信任需要用时间慢慢培养。”面对拒绝与防备，李书曼尽可能给孩子独处的空间，但只要感受到林祥豪的低落心情，她都会装作若无其事地与他闲聊。接受了教育、心理和护理培训的她知道，在震后的最初阶段，除了让心理医生进行专业的干预外，她们最应该给予孩子的是陪伴和依靠。

慢慢的，在李书曼的悉心照料下，林祥豪的心暖了起来。他会主动和她分享学校里发生的事，会告诉她内心最隐秘的情绪。每年父母的周年祭日，是孩子们最难熬的日子。负面情绪会传染，无论男孩女孩，平时欢腾不停的人也会突然变得沉默封闭。

每当这样的时刻来临，安康妈妈们往往什么都不说，但一定会想方设法让孩子们释放悲伤。她们会拉着孩子为父母做简单的祭奠仪式，会在孩子泪如雨下时，守在一旁，待宣泄过后，给予温暖的拥抱。

“只要在他们转身时，知道还有我们在就足够了。”李书曼说。

5月9日这天，林祥豪因为单位生产紧张，没能从工作中抽离出来。李书曼心中虽有遗憾，但也释然，“没得啥子，进入社会当然要以工作为先，家就在这，孩子有空一定会回来。”

相比安康妈妈们的陪伴，胡源忠的方法则更简单直接且覆盖面广。为了不让孩子们闲下来胡思乱想，胡源忠在晚饭之后增设了“第二课堂”。刀枪棍棒任选其一，拳击武术格斗天天课不同。如果吃不了下腰压腿的苦，只要有兴趣，学一学吉他、二胡也可以。关键是人人都要参与，人人必须动起来。

“既锻炼了身体、培养了特长，还疏解了情绪，一举三得。”胡源忠认为自己的“第二课堂”十分奏效。因为他不止一次在熄灯后路过学生门前，听到里面在感叹“终于可以睡觉了，躺在床上的感觉真好”。

“这些孩子受过创伤，会更敏感，需要时间愈合。但我们不能只是同情，而应努力让他们生活得跟其他孩子一样。让他们面对现实，找到自信。”胡源忠说，无论到什么时候，安康家园都是孩子们的温暖港湾。

从2009年起，北大六院的心理专家每年都会多次到安康家园，对孩子们进行心理状况评估。2012年的心理评估结果显示，经历天灾人逝双重惊骇的灾区孤困儿童，在安康家园生活学习2~4年后，他们的心理障碍总检率、儿童PTSD患病率和儿童重症抑郁患病率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创造了康复的奇迹。

2013年，四川雅安芦山发生地震。一群学生跑到胡源忠办公室主动请缨，想要到现场参与救援。胡源忠没有同意，私底下请安康妈妈们做开解工作，内心里却深深地为孩子们的感恩之心所动容。

“在或浅或深的伤痕上，开出成长的花。”胡源忠意识到，这群孩子长大了。

离开家园之后

5月9日这天，意料之外的小雨，让胡源忠有点担心。他怕影响大家团聚的情绪。

然而淅淅沥沥的雨中，五颜六色的伞下，回到家园的孩子们，却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从宿舍到食堂再到操场，他们一路上都贴在一起聊天。

时间在安康家园这座不大不小的院子里，留下不少印记。10年间，白色的墙壁开始泛黄，新建家园时刚栽下的树苗已高至两层楼，安康爸爸和妈妈们的头上也藏了白发，孩子们一拨接一拨离开家门，昔日吵闹嬉笑声不断的家园，逐渐冷清。

安康家园里，有一整面墙上都是家园孩子们的大学录取信息。截至目前，已有282名学生考上大学。而在走廊的位置，还单独设立了家园光荣榜，那里不仅有从家园走出的大学生，还有火锅店店长、销售主管等在各行各业干得出色的人。

“不唯学历，唯能力。”这是胡源忠希望传递给孩子们的。在安康，这样的理念与氛围带给孩子们更多的自信。他们没有因学历而相互攀比，也没有因身处生产一线而妄自菲薄。“孩子们擅长的东西不同，更何况职业哪有高低贵贱，只要遵纪守法，靠本事过上好日子，就是优秀的人。”胡源忠说。

虽然离开了安康，周砚目前工作的单位就在距离家园不远的地方。进入社会后，周砚几经辗转，成了一名塔吊司机，平时在机器轰鸣的工地上习惯简装出行的她，为了这次相聚专门穿上了新买的衣服，细心地化了妆。

大地震后，因为父母亲人遇难，周砚带着妹妹进入安康家园。3年后，初中毕业那年，她的分数原本可以上一所艺体学校，后来因为身体原因遗憾放弃。离开家园后，她开始了四处闯荡的生活，火锅店、服务店都曾留下她的足迹。

“尽管有时候会感到很辛苦，但还是提着一口气不敢放松。要坚持努力，才能实现目标。”周砚说，离开家园时，安康爸爸和安康妈妈们反复的叮嘱，她一直记在心里。

如今，周砚成家了，丈夫是与她在同一项目工作的现场管理人员。婚后二人育有两个可爱的宝贝，“记忆不会被抹去，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只希望好好把握当下”。

张森目前是成都客运段成都开往北京西T8次列车上的炊事员。他说，这份工作让自己实现了小时候的职业理想。

2009年，张森与其他地震孤儿一起乘坐专列从日照安康家园返回四川。途中，为了安抚仍在为分离而悲伤的他，列车工作人员送来了漂亮的笔记本和羽毛球拍。张森感到哥哥姐姐身上的工作制服很酷，并希望长大后也能成为其中一员。

梦想的种子一天天发芽。201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森进入成都客运段成为实习餐车炊事员，并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被录用。

过去的5年时间里，张森抓住每一次回馈的机会。2016年，得知将有一批先心病、脑瘫儿童乘坐他值乘的Z50次列车前往北京时，他专门了解了患儿的饮食禁忌，为患儿烹制了美味适宜的菜肴。

“把在安康家园中感受到的爱传递和延续下去。”张森说，因受助于危难之时，所以更希望自己做一个发光发热的人，把温暖带给别人。

家永远在那里

安康家园一层走廊的感恩柱上，贴满了安康孩子们今昔对比的照片。曾经又黑又瘦的小女孩，如今已出落得亭亭玉立；彼时脸上还挂着高原红的男娃娃，现在已经戎装在身。工作照、结婚照、全家福……每一张照片背后，胡源忠都能讲出一段故事。“柱子太少了，还有好多没贴出来。”

干爹、爸爸、叔叔、园长……9年多的安康时光，胡源忠与孩子们吃住在一起，并以各种身份扮演着一个“大家长”的角色，只有每天早晚一次的打卡，在提醒着他“这是一份工作”。

“孩子们可能很怕我。”胡源忠无奈地笑了笑，“离开家园的孩子会一直和安康妈妈保持联络，他们会和妈妈们拥抱、撒娇，但有时候见到我会显得拘谨、不知所措。”

眼下，双流安康家园接收的672名孤困儿童，大部分已经长大成人并完成基础教育和高中阶段的教育。仍在安康家园的孤困儿童仅剩48人，其中初中5人、普高20人、职高23人。每天放学后，初中的5个孩子回到安康家园，其余的孩子住校。

因为各种原因，并不是所有孩子都能如约回到安康团聚，但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几乎所有人都分享到了这份团聚的喜悦。

胡庭的戎装照被挂在安康家园的光荣榜上。7年前，胡庭考上职校离开安康家园，参军后远赴河南。由于身在军营，他没办法控制出行的时间，但又不想错过10年团聚，便在今年4月提前回了趟安康。

胡庭说，每当别人问及他的家在哪里，他便会反问对方，“你知道安康家园吗？”

“安康是我们永远的家。”时隔多年又见到了曾经照顾她的安康妈妈张爱莲，李敏很激动。张妈妈当年照顾的6个女孩里，有的远嫁，有的在外求学，此次未能全部聚首。为了弥补遗憾，她传了许多现场的照片到微信群里，想把思念分享给远方的姐妹。

望着孩子们相拥相泣、放肆喧闹的场景，李书曼感慨，“在一起的日子真好，可惜的是，每一次相聚都意味着别离”。她掰着手指盘算，眼下家园里还有48个孩子，今年暑假一过，就只剩不到20个常住的孩子了。

随着时间的临近，还在家园中的一些孩子也早早开始规划起了未来。

宋珺目前高职在读，她准备努努力把本科攻下来。10年前，在地震中失去父母的宋珺，被爷爷告知将去山东日照看一次海，懵懵懂懂的她就这样走进了安康的世界。在安康10年，她向胡爸爸学吉他和武术，与安康的兄弟们一起打篮球，和安康的姐妹们一起争抢零食、讨论偶像，曾经因淘气一起排队挨手板的日子，在安康妈妈组织下用小刷子比赛洗刷羽绒服的欢乐……一晃眼，这些都变成了往事。

上个月，最好的朋友因为毕业季的顶岗实习也离开了安康，她难过了很久，“她可能再也不会出现在安康，未来我也一样要从这里走出去，一想起来就会有些伤感。”

这次10年团聚，哥哥姐姐们的回归让原本有些茫然无措的宋珺豁然开朗起来。她听着大家讲述外面的多彩世界，感受着那些炙热亲切的问候，“原来情感一直在那，并没有断。突然觉得离别也没那么可怕了。”

“等最后一个娃娃被送走，安康家园就会关闭，这是它成立之初就规划好的结局。”每每谈及使命即将终结的家园，胡源忠总是若有所思，“我也无法想象那一天到来时会以怎样的心情面对，但只要孩子们都好，家园就会一直在。”

“爸，你到哪去了呀？”闻声望去，在安康家园通往棠湖小学的小路上，隔着很远的距离，几个穿着校服的女孩一路笑着朝胡源忠走来。胡源忠紧锁的眉头倏然展开，快步迎了上去。背包带把他的衬衣压出了一个并不明显的褶皱，孩子们很自然地帮他整理了起来。

安康家园唯一的一张全家福，还是当时孩子们刚入园时拍的。5月9日这天，280名回家的孩子、48名尚在家园学习生活的孩子与陪伴他们长大的安康爸爸、妈妈们一起再次合影留念。

快门按下的那一刻，“我们回家了”的欢呼声响彻天际。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涉及的安康家园孩子均为化名）

候补作品《浮夸文风，其害猛于虎》公示材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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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字稿

浮夸文风，其害猛于虎

文风无小事。近期“跪求体”“哭晕体”“吓尿体”等浮夸自大文风频现，消解媒体公信力，污染舆论生态，扭曲国民心态，不利于成风化人、凝聚人心、构建清朗网络空间。（7月2日人民网）

最近在网上，“美国害怕了”“日本吓傻了”“欧洲后悔了”之类的文章，总能赚取大量点击。这种“浮夸体”文章，表面上看似赞扬国家强大，实则“高级黑”，不仅无法增强国人自信心，反而适得其反，浮夸文风着实害人害己。

浮夸文风的形成有着复杂的成因。首先是制造者惟点击量是瞻的趋利心态所致。浮夸型文章的始作俑者有两种人，一种是腹中空空却想充当意见领袖者，他们以说大话、吹大牛的方式，实现拉大旗作虎皮的目的——用大数据、大场面、大“格局”去“吓”住受众，让对方关注自己、信任自己、崇拜自己，为的是“我发声你得听”，此种人可恶；另一种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他们直接把“标题就要一惊一乍，事实就要似是而非”当作信条，其键盘下的“爆款”打造过程，满满都是套路：首先甩出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标题，然后是情绪高亢、用词夸张，问号和感叹号频出的行文，最后用含糊不清的论据来印证自己先前提出的各种雄壮论点，得出不靠谱却气壮山河的结论，此种人可怕。这两种人的共同点是没有道德下限，为了获取点击量和打赏等“钱”途，想尽办法把文章推送给尽可能多的受众，尤其是文化层次较低的群体，其后果是让这些阅读者形成好高骛远、夜郎自大的心态，严重者甚至会使国家名誉陷入捧杀陷阱。

其次是受众的“自嗨”情绪所致。近两年来，“有一说一”的媒体往往面临着明显的孤单寂寞冷的境遇，因为不知从何时起，群众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了，本来有集体自豪感是好事，但如果其中掺杂了自满自负，那么这种情绪就十分有害了。如果说过去广受诟病的是板起面孔的“八股文风”，那现在应该警醒的便是这种一味盲目乐观的自大情绪。在网络讯息体量巨大、各种冲击眼球的文字扑面而来的情况下，客观冷静严谨的文风很难吸引住受众的目光，似乎只有口气超大，语气超强，才是对读者（或者说粉丝）真诚投入的“共情”。

因此，若想矫正浮夸文风首先要知其害。一个时代的文风，往往折射出的是整个时代的社会风貌，也是社会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因此，浮夸文风带来的危害绝不仅仅是让人轻信、自满那么简单，它会导致社会陷入信息碎片化、思维程序化的认知闭环，甚至成为阅读受众的“迷魂汤”“致幻剂”和社会的“分离器”。以自我标榜换来的所谓自信与自豪，并不会给国民赢来任何的尊重，反而遮住了人们知己知彼、发现不足迎头赶上的视线和眼量。其害重于疫、猛于虎。

知其害之后，更要知道如何除其害。要打造简单明了好文章，开门见山、删繁就简，用最清晰扼要又接地气的语言让人“懂”才是正途，故意云山雾罩以显示自己的“高大上”尤不可取。此外，任何时代，一篇值得看的文章“真”字不能丢，最好听的话，是真话，最好看的新闻，是真事。一篇真正的“雄文”，靠的绝不是自吹自擂和华丽辞藻，而是真实可信。

告别浮夸，真实准确，用心打造的文章才是好文章，满怀诚意的文风才是好文风。

候补作品《“两山”书记》公示材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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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字稿

“两山”书记

壹

这里是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村，一个浙北山区普通却又不平凡的村庄。

虽然已步入冬季，但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群仍络绎不绝。村口那块镌刻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石碑，像冬天里的太阳，照得人分外温暖，不时有人驻足拍照留念。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梭着一个忙碌的身影，脚下生风、眼神犀利，审视着村庄的角角落落。

他叫潘文革，是余村党支部书记。这个相貌普通、中等偏瘦身材的中年人，好像有使不完的劲，虽说每天忙得连轴转，却时刻给人一种激情四射、神采飞扬的感觉。

有人问他：“现在余村名气大、人气旺，不是发展得很好嘛，为啥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

他回应：“我们正处在‘爬坡向前’阶段，赶着用时间换发展空间，当然停不下来。”言语里的“我们”，是指村班子，更是指余村那些在“两山”路上迈开步子往前跑的党员群众们。

余村老村部二楼的一间会议室，依旧保持着13年前的陈设。

每当望着会址里的黄桌蓝椅，潘文革总会想起13年前那激动人心的一幕。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赴余村调研。就在这间会议室里，当村里汇报到关停污染小矿山和水泥厂来修复绿水青山时，习近平告诫余村人：“不要迷恋过去的发展模式，下决心关停矿山是高明之举。”

还是在这间会议室里，习近平提出了给中国带来深刻变革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余村人一茬接着一茬干，坚定地走在“两山”路上。

2017年11月17日，潘文革赴北京参加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并作为1493个全国文明村镇的唯一代表作汇报发言。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内，他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

那一天，他紧紧握着总书记的手说：“总书记好，我是浙江安吉余村的党支部书记潘文革，全村人民盼望您再来绿水青山的余村看看！”

总书记回答说：“好的！”

一言回应，重如千斤。

潘文革知道，只有把余村的绿水青山保护好，只有把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转化为金山银山，才能不辜负总书记的重托。

贰

余村有280户人家， 100多个姓氏，是名副其实的“百姓村”。

一人一条心，百姓百条心。但余村的人心齐得令人惊讶。

今年新建“年年有余”旅游综合体，余村只用20多天就完成了土地征收，效率特别高。

其实，这事难度很大，因为涉及80多穴坟墓的搬迁。

怎么办？村支书带头干。

知道村民心里憋着话，潘文革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挨家挨户劝说，而是跑进长辈和亲属们的家，挨着骂做工作。并请来兄长和亲戚做说客，说服家族长辈，第一户完成迁坟。

看着村书记办得这么干脆利落，其他村民没话讲，跟着做。

说白了，是村党支部、村委会一班人在老百姓心里有分量，说出来的话、干出来的事，老百姓信服。村民和村干部一条心，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在余村，村务公开，所有大事全村人参与。行不行，好不好，村民说了算。

百姓心中有一杆秤，作为村干部要给自己加码就得从细节做起。

就说现在吧，余村出名后，各类讲课邀请函纷至沓来。对此，潘文革态度很明确：能拒绝的，一律拒绝。

拒绝不了的邀请，怎么办？

上海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邀请潘文革讲课。回来后，潘文革直接将讲课费上交村委会，给村班子成员做了个无声的榜样。

潘文革清楚：打铁还要自身硬。村干部出去讲课拿讲课费无可厚非。可一旦挣了这钱，村干部在村民心里的分量会不会变轻？

余村能有今天的成就，是一任又一任村班子持着一颗公心，敢担当、敢作为，才有了如今的心齐气顺。

上个月，海南省党政代表团在浙江考察学习期间，专程来到余村。

当着一众省、市级干部的面，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称赞说：“余村有一个好的党支部，有一个好的支部书记，带领着全村人，去践行总书记的‘两山’理念。”

潘文革觉得，该把这称赞送给所有为余村发展作出贡献的历任村干部。

叁

如今的余村，青山环绕，绿水绵延。

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余村并不是这副模样。

因为开矿挖石，村里常年笼罩在烟尘中。竹林黄了，竹笋小了，连千百年的银杏树也不结果了。村民们不敢开窗、无处晾衣，甚至还因安全生产事故致死致残……

2003年，余村人痛下决心，决定关停矿山和水泥厂，还一片绿水青山。“失去过了才懂得珍惜。保护环境，余村是认真的。”从小在村里长大，潘文革知道余村人说到做到的秉性。“保青山、重环保、建家园”，复绿、复垦、建公园，把环境之伤“医”好后，余村人把规矩写进村训。

2018年的春节，是余村历史上第一个不放烟花爆竹的新春。

余村本不在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区域范围内，但潘文革知道，作为“两山”理念诞生地，余村要给其它地方做个榜样。

村里立下了军令状： 2017年10月份开始全村倡导“双禁”；从2018年1月1日起，全村范围内全年全时段禁止销售和燃放烟花爆竹。“一下子禁太难，建议除夕至春节期间放开几天。”犹豫的声音传来。“要搞‘双禁’就要彻底，否则禁不了。除夕春节，一样禁放！”潘文革拍板道。

其实，他心里也有点虚：燃放烟花爆竹，祈愿好彩头，是个传统风俗。而且一些村民在村里出台“双禁”规定前，已备好了过年用的烟花爆竹，一时之间恐怕难以接受。

很多人都在担心这事能不能成，就连女儿也为他捏了一把汗：“余村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被人知道，要是办砸了，好事没准就成了坏事。”

说说简单做做难。全体村干部按照片区划分，带着承诺书挨家挨户上门宣传、签字，让所有村民都理解和支持。同时，提供替代服务，办喜事用鼓，办丧事用锣，用鲜花换爆竹纸钱。

到了大年三十这天晚上，潘文革与村班子成员、村民代表一起，甩起棒子打起鼓，领着舞龙队、腰鼓队、锣鼓队行走在张灯结彩的街道，挨家挨户拜年问好。

当时钟跨过零点，村里未闻一声鞭炮声，潘文革和村干部们都长舒了一口气。

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潘文革点开手机，惊奇地发现余村“双禁”故事已在网上传开，心想：“是哪位敏感的记者‘潜伏’在余村？”

“做这事，只想让爸爸睡个安稳觉。”其实是回家过年的女儿心疼父亲，悄悄跟在游行队伍后面，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文章，通过朋友发了出去。

又一个动人的余村故事传开了。

而在这个故事的开头，余村早已参照城市标准，率先在全域推行家禽家畜一律圈养禁止放养，限药减肥禁止使用除草剂，垃圾分类处理定时定点投放等举措，只为让村庄美出新高度。

肆

绿水青山细呵护，金山银山滚滚来。

环境变美，商机也来了，村里千年的银杏树、参天的水杉都成了旅游资源。农家乐、玩漂流，游客来了一批又一批。

然而，眼前可喜的景象并没有让潘文革放松下来。

走在村道，潘文革时常眉头紧锁。因为，他一直思考着：村班子如何做好强村富民的文章，并形成可持续、可复制和可推广的发展经验？

绿水青山有了，金山银山在哪里？

当年，关停矿山、水泥厂后，很多村民失了业，村集体经济一落千丈。

市领导调研看到余村经济低迷的状态，给村干部指点迷津：“吃大锅饭，是低水平的共同富裕，村干部要能带头致富，更要带领致富，领着村民一起走上致富路。”

“一言点醒梦中人，也让村干部有胆子放手干。”潘文革办起了竹筷厂，并雇用了10多名村民作为员工。一年赚的钱，比原来在矿山上干活的村民收入要翻上好几番。

村民一看，办筷子厂有赚头，纷纷跟风。余村人用一双竹筷架起大市场，村办企业一度达到48家。

之后，潘文革又带头办起农家乐，鼓励村民发展以休闲旅游为主的绿色产业。

绿水青山，让余村赢得了金山银山。 2017年，农家乐、民宿发展到了42家，村集体收入回升到了410万元。

成了规模就有了人气，不少企业主动上门，希望通过外包的形式发展旅游产业。对村班子而言，这种方式，省心省事。

但村班子拒绝了：今天的绿水青山应该是村民的金山银山。

考量再三，余村决定走一条新路：把村民变成股民。

依托村级经济股份合作社，让村民上班拿薪金、土地拿租金；把山林土地量化为股份，流转给开发商，用租金、红利反哺村民。

万千愿景，实干靠人。

数十天前的中午，刚接待完客人、还没来得及吃饭的潘文革，带着县文旅集团请来的园林专家，绕着村口田园观光区走了一圈。“这里可以设计一个花架，游客从这边进入观赏花海。”专家说。“还有没有其它设计方案，让花圃好看又实用？另外，种什么花好，后期由谁来维护？”潘文革接二连三问着。“村民信任，将土地交给集体。我们要对这份信任负责。”潘文革考虑的是：把这片近50亩的土地建设好，让村民在一产之外能有三产收入。

手握傲人的生态优势，余村有了更长远的目标：创建村域大景区。

一户一处景、一村一幅画，村民抱团发展休闲产业经济，让余村有了别样的美丽。“‘两山’示范看余村，我们有信心把余村打造成全县一流、全省领先、全国示范的先进村庄。”潘文革坚定地说。

伍

一首村歌，唱出余村人的心声和感恩：“……多少个领头人，为了幸福余村，奉献了自己的青春……”

前几天，老支书鲍新民赴京参加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村民们一大早来到村委会会议室收看大会盛况。当屏幕上亮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践行者——鲍新民的介绍时，大家不约而同地热烈鼓掌。

“这是全体余村人的骄傲。”潘文革拿出手机拍下老书记受奖的全过程。

潘文革知道：余村进入新时代，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村干部不能畏难厌烦。

当好带头人，实现乡村振兴，就必须随时学会“充电”。

尽管村务繁忙，但潘文革总是见缝插针地抓学习。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乡村振兴的政策和经验。按他理解：“这是在汲取推动余村向前发展的养分。”

今年9月，余村顺利完成了4A级景区创建。

但潘文革很快就从喜悦中醒来：在两年之内，余村要争取完成5A级景区创建，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转化成金山银山。

厚厚一册《安吉县天荒坪余村总体规划（2017—2030）》一直放在潘文革的办公桌上。一有时间，他就会翻开看着想着。

规划设计着余村“一园一环，两园三区”的村域旅游美好蓝图，以“‘两山’理念展示带”为核心，通过参观旅游环线串联起“两山”公园、矿山遗址公园，以及美丽宜居区、绿色生产区和生态保育区。

当规划变为现实，村强、民富、景美、人和的愿景将更加清晰可见。潘文革的脑海中浮现着一幅关于村庄经营的美好蓝图：“未来，村里会有三分之一的村民发展民宿经济，二分之一的劳动力成为休闲经济参与者。”

他期盼从村里走出去的年轻人回来，参与余村建设。就像老胡家搞设计的儿子带着外地媳妇回乡做精品民宿一样……

他想起余村的过去和现在：“我们这一代，老人盼着孩子‘出山’，那是出息。但今天我希望在外就学的村里孩子能‘进山’，回乡创业，因为金山银山就在自己的家乡。”

银杏一株今尚在，从知润物有渊源。一阵风吹过，屹立余村千年的银杏古树微微摇动枝条，发出沙沙的笑声，为余村薪火相传迈向新时代而抒怀。

新闻论文《守正与出新》公示材料

（一）

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参评作品推荐表

（二）

文字稿

守正与出新

——羊城晚报副刊的转型之路

陈桥生

去年8月4日，时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慎海雄在羊城晚报干部大会上说：“我看羊城晚报，都是从后往前看，从副刊看起，副刊里的许多文章，阅读后像吃了橄榄般回味无穷。”羊城晚报从创刊的第一天起，就以花地、晚会两个副刊，占据着版面的半壁江山。风云一甲子，直到今天，这两个副刊品牌，依然成为羊城晚报最为显著的特色之一。六十年风云变幻，是什么使得羊晚副刊始终保持着青春的姿态？我以为，就是四个字：“守正出新”。守正，使得她不随时代潮流变化而动摇；出新，又使得她总是能勇立潮头，丰盈灵动，生生不息。

一、坚守内容价值保障

新闻主攻，副刊主守。但事实上，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副刊是一度失守的。传统副刊萎缩，新型副刊泛化、边缘化问题日益突出，有人直接撰文称“副刊死了”。但一直领报纸副刊潮流之先的羊城晚报，在2001年改版之际，逆势而上，率先重新树起做大做强副刊的旗帜，将花地、晚会两大名牌副刊同时扩版，坚持每天一期从不间断。自2003年起，又分别将周六、周日的副刊扩增为一天四大版，继续在全国综合性报纸副刊中领跑。

不断创新面孔，不断提升格调，羊城晚报在艰难中坚守，在逆势中前行，不仅获得了读者的广泛欢迎，对全国报纸副刊的中兴也起到了带头作用。不仅我们的一些版面、做法为大家所借鉴，更重要的是这份重视和努力推动了国内报纸副刊的整体回暖。

2010年起，羊城晚报因应“人文大报”的定位，再次做出大胆之举，将周六的晚会扩展为八大版的《博闻周刊》、周日的花地扩展为六大版的《人文周刊》。《博闻周刊》以“为新闻做好历史的解读，为文化增加现实的热度”为要求，动抓社会热点，静抓本土文化，将新闻模式引入副刊操作，以策划原创为核心竞争力，以历史解读为向度，对当周的社会热点展开报道。《人文周刊》高扬人文精神的旗帜，以“思想的阵地、文化的先锋”为要旨，以专题策划、文化批评、名家访谈、新锐书评等板块，对热点文化话题、事件、现象、人物、书籍等进行独家策划、深入报道、权威点评，调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文化大餐，有效调动读者的阅读期待。延续至今，除日常版面的花地、晚会天天见报外，更有周末的两大周刊比翼齐飞，羊城晚报的副刊版面重现其半壁江山的巅峰时期。

羊晚副刊之所以有今天，固然由于她版面的气势和每天一刊或数刊的流量，更由于她历经一甲子而不变的对文学的执着，由于她始终坚持着高品位、高格调和高质量不动摇。在彷徨迷茫的大转型中，在浮躁冒进的大动荡中，守住根本，常常比所谓的改革艰难得多，可贵得多。

副刊主守，要守住的正是其读者至上的服务，是其内容为王的产品。为什么读者阅读要从副刊开始？因为副刊的内容是独特的，是差异的。喻国明教授也说：“无论渠道是在天上，还是地下，内容是需求不可离弃的东西，内容的价值保障，也许比渠道建设来得更可靠。”2018年1月23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就全国文摘杂志选载文章情况发表专项课题调研成果《2017三大文摘杂志选文——透露内容生产新象》，《羊城晚报》居于“最受三大文摘杂志欢迎的报纸”前列。该课题组对《读者》《青年文摘》《特别关注》三大文摘杂志2017年选载文章情况进行调查分析，结果显示报刊等传统媒体依然是文摘类杂志选文的主要来源。其中最受三大文摘杂志欢迎的报纸中，《羊城晚报》以38篇位居第三。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内容是报纸副刊万变不变其宗的根本所在。没有“守正”的转型与创新，都是不可靠的。

二、紧扣时代脉搏跳动

守住了内容的根本，才有出新的前提与可能；亦惟有不断地回应时势的变化，推陈出新，才能不断地巩固副刊的阵地，拓展副刊的品牌优势。在这条守正出新的艰难的转型之路上，羊城晚报的副刊，可以说是一直冲锋陷阵在前的。回顾我自2001年起主持花地副刊工作以来，羊晚副刊大体经历了向新闻化、人文化、活动化的转型与突围之路。

副刊不副，就要做大文化、大副刊，副刊内容必须与新闻更近，与现实更近，与生活更近，成为新闻的延伸。传统意义上的副刊，基本上只是纯文学作品的园地。从2001年起，羊晚花地版率先打造新闻性的副刊版面——“文艺现场”版。采用访谈对话方式，系统追踪海内外著名华文艺术家的最新动态，让他们一一走进花地的“客厅”。他们，以自己的才华和成果代表了一个时代特有的声音，羊城晚报则记录下了这些声音，勾勒出当前文艺创作的大体动向与趋势，为当代文学的发展留下一笔丰富的生动素材。同时，以访谈带约稿，迅速积累人脉，将那些一度流失的优秀作者重新拉回到花地的版面。

“晚会”是一个以知识性和趣味性见长的综合性副刊，是更加静态的存在。然而，过于静态的存在，只会越来越被边缘化。将知识性与趣味性融入到现实性和针对性之中，紧扣时代脉搏跳动，使之更具热度和锐度，是长时间以来我们持续努力的方向。

紧扣时代脉搏跳动，就是要扣紧热点新闻做副刊。首先是要紧贴那些对社会民生有重大影响的热点新闻，其次要选取好这些热点新闻的第二落点，在第二落点上做文章。譬如，对热点新闻里的“陌生”常识、专业知识作出权威的解答。当大家都在为转基因食品莫衷一是时，如何看待这种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新事物，就是读者极为关心的。于是，我们用国际权威的资料和相关的事实，组织了《解读转基因的十个热点话题》等一系列文章，为读者的判断提供丰富的参考。

对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很多热点新闻，如果能适当拉开距离，从全球的视角来观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常有让人豁然开朗之感。这也正是我们下大力气做好“东张西望”栏目的良苦用心。比如，雾霾治理曾经也是所有工业化国家在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对当下的中国无疑有着借鉴意义。所以，我们集中推出了《德国雾霾为何神奇消失》《洛杉矶治“霾”艰辛路》等系列稿件，向读者介绍了伦敦、巴黎、纽约、洛杉矶、慕尼黑等著名国际大都市各具特色的治霾经验。对热点话题或作“迂回式”观照，或作“穿越式”追溯，或发掘出其中鲜为人知的常识，或颠覆人们某些先入为主的认知等，不回避现实，不人云亦云，这样的内容，就既具新鲜感又具分量感。

紧跟新闻最终又跳出新闻，副刊不是静态呈现文化表象，不是简单地阐释文化现象，而是坚持从文化热点、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上寻找话题。在话题策划的选择上，我们始终遵循着三个原则：公共性、前沿性、现实性。不是仅仅关注一个领域的动态，而努力从整个社会现实中去定位问题，想读者之所想，把握住社会的思潮脉搏，牢牢地占据了思想文化的舆论制高点。

2013年花地人文周刊推出了“重估文化大家”系列报道，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在文化界引发强烈反响。该策划通过对木心、董桥、龙应台、王蒙、周国平、南怀瑾、莫言、易中天等人的重新解读、评价，对他们的文化成就进行客观理性的重估，引发了人们对热点文化现象及文化问题的冷思考。用专业的角度审视问题、审视社会现象，是专业的观点，但不是以刻板的学究面目呈现。首篇报道见报后，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木心创作及学术思想研讨会，专门对这篇报道作出回应。由一篇报道引发专门的学术研讨会关注，也是不多见的。

三、不断衍生新的品牌

再好的品牌都不能死守，必须不断制造新的兴奋点，不断开拓延伸，不断衍生新的子品牌，才可能让读者持续关注。随着新媒体对纸媒的不断冲击，让花地品牌藉由更多的活动走出去，使版面资源进一步转化为立体的文化优势，一方面做精传统媒体，一方面做大活动平台，这是近几年来花地副刊最重要的转型与突围。

1、鼎力打造“花地文学榜”，繁衍系列文学奖。今日报业的发展早已不再仅仅局限于纸质版面，依托品牌策划各类活动，成为提升报纸竞争力、引领文化风向的重要方式，也是媒体回馈社会、实现自身文化价值的重要依托。萌芽于“人文周刊”的文学创作年度盘点、最终落地举办的一年一度的“花地文学榜”评奖颁奖活动，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2013年，羊城晚报“人文周刊”积多年的文化积累与思考，首度推出“花地文学榜”，评选上一年文学界的年度最佳作品。因其评选的独立性和判断力，反响热烈。2014年，花地文学榜进一步落地广州市荔湾区。荔湾区的芳村，正好有着千年“花地”的美誉，与《羊城晚报》副刊“花地”品牌重叠，从而催生了彼此的文学之缘。让文学栖居于“花地”，也为社会提炼文化的深度和精神的高度，可以说是羊城晚报副刊对文学和文化的坚守所打造出的一张新名片。2016年起，又因应品牌的拓展，一方面将花地文学榜活动向全民阅读的方向转型；一方面将活动最终落户东莞观音山，双城呼应，共同打造花地文学榜这一岭南文学品牌。

副刊要不断延伸自身的品牌，需要将副刊的内力，通过一个个活动，一个个策划呈现释放出来。迄今，以散文、诗歌、小小说、文学评论等各类文学体裁为主体的花地文学奖已经散布于广东多个地、市、镇之中。我们正在努力建构起以“花地文学榜”为龙头、辅以各种文学体裁的单项文学奖的花地文学奖体系。

2、强势推出“广东文艺评论提升计划”，建设高端文艺评论平台。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被誉为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从2014年起，羊城晚报强势推出“广东文艺评论提升计划”，注重对广东本地的各种文艺门类进行广泛宣传、深入报道和善意批评，致力于推介名家名作，探讨文艺热点话题，研究推介广东文艺品牌。

该计划在2016年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就是“粤派批评”大讨论。首篇报道《“粤派批评”一说成立吗？》便得到省委宣传部主要领导的长篇批示，此后不断升温，《文艺报》也罕见地以整版篇幅报道作出回应，最终演变成一场现象级大讨论，进而定格为整个广东文艺界的中心工作之一。去年底，经广东省委宣传部批准，羊城晚报正式成立“粤派批评·陈桥生工作室”；初定五十册规模的“粤派评论丛书”也已经分批面世。通过这样一些活动，极大地提升了报纸副刊的影响力。

反求诸己，则触发了羊晚副刊人的思考：将羊城晚报办成一份具有人文特色的岭南文化报，或许是互联网时代需要转型的一个选项。如何在众声喧嚣的当下，继续显示自身的存在和价值？传媒人在孜孜以求。但事实业已证明，办法总比困难多，突围之路常常是被逼趟出来的。